卡斯特：中国是一个全球化的大试验

　　本报记者 黄锫坚 北京报道

　　“过去20年，中国一头扎入全球化的进程。与北京这种超级发展的都会相比，洛杉矶都像是小村庄了。中国经历了改变，同时也改变了世界。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也不仅仅是因为人口数量，而是因为中国发展的特定方式，代表了全球化的所有前提、问题和潜力。中国一方面有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有最大规模的人口边缘化、区域的边 缘化。各国家各领域的人都在谈论中国，因为中国成了全球化的某种梦想，它代表所有潜力和所有危机。到现在为止，中国非常成功地解决了主要的问题，但前景依然晦暗不明。对于世界来讲，中国是一个全球化的大试验。这个试验最好不要失败。”11月25日，三联书店二楼咖啡馆，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以这段话作为一个即兴演讲的结束。

　　这位面色红润、语言幽默而略带激情的老头，用短短几天时间访问了上海、北京两地，五次演讲的话题涉及全球化、信息技术、城市化和全球治理。他那颗永不停息的大脑给人文学者传递着密集的抽象名词，给城市规划专家提出巨型都会失衡发展的警示。当中国的社会学家热衷于讨论社会各阶层的断裂时，卡斯特的分析让我们感到，这种断裂发生在每一个都市人身上，是一种认同的撕裂。在他的概念体系里，时间、空间、城市这些名词，已被注入新的内涵。

　　卡斯特的影响力无远弗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巴西总统卡多索、南非总统姆贝基等政治人物纷纷邀他当高参；企业主管、劳工领袖、非政府组织积极分子、记者和各种意见领袖，都对他的著作感兴趣；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他为“虚拟世界第一位重要哲学家”；《华尔街日报》评论，“亚当.斯密解释了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卡尔.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何不能运行。现在，信息时代的社会与经济脉络由曼纽尔.卡斯特握于掌中。”

　　不过在卡斯特心中，也许马克斯.韦伯才是他心仪的偶像。他曾效仿韦伯所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试图总结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主义精神”，即“创造性破坏”的文化。他说，“熊彼特与韦伯在网络企业的电脑空间里相遇。”在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出版之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评价说，该书之于信息化社会，有如一个世纪前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之于工业社会。

　　其实，卡斯特与韦伯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理论都是基于真实事件的经验分析，并非冥想揣测。卡斯特不喜欢文本到文本的概念游戏，尤其讨厌别人称他为口无遮拦的未来学家。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不发表意见。

　　全球化的一线体验者

　　“这个巴塞罗那足球队的铁杆球迷，这个可以用筷子熟练地夹起豆腐和花生米的西班牙人，这个青年时代的左翼政治战士、如今信息社会的首席思想家，令人难以忘怀。”在上海站担任翻译的刘擎如此形容卡斯特。

　　的确，卡斯特是一个穿越各种边界的全才。1942年出生的他目前任教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通信与社会学系，会讲六种语言。他的研究视野与他的旅行范围一样广阔，这些旅行始自他最初的政治流亡。

　　卡斯特的第一次人生演出，是在巴塞罗那大学。他参加了反佛朗哥政府的秘密团体，成功组织过罢课罢工。当大部分朋友锒铛入狱时，他幸运地穿越边界，抵达法国。举目无亲的他跟随法国社会学新星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意外地成为一名都市社会学家，因为杜罕拿到了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卡斯特开始了他认为的最无聊的研究：巴黎都会区工业区位模式的统计分析。

　　完成博士论文后，他来到巴黎大学新的南岱校区，任社会学助理教授。他说那是个“梦幻社会学系”：教授有杜罕、列斐伏尔、克洛齐尔，以及后来担任巴西总统的卡多索。而更有趣的是以社会系为核心的学生运动，众所周知，1968年法国文化革命的起点刚好是他所在的南岱校区。投身学运的卡斯特后来回忆说：“六八学运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经验之一。突然间，革命变得可能，就在眼前。但不是政治革命，不是掌握国家权力，而是改变生活、存在和感觉。”

　　但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另一次政治流亡。他在运动后期遭警方逮捕，被驱逐到日内瓦。1970年后，他有一半时间在智利教书，1973年皮诺切特的政变，让他开始了第三次放逐。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他逐渐受到美国大学的经验研究风格的吸引，1979年成为加州伯克利的教授。硅谷就在隔壁，从此他决定研究技术、经济和社会三者的互动关系。

　　他的学术枝蔓于90年代末汇整为三部曲巨著《信息时代》?《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这套书关心科技和创新，关注认同和社会运动，还探讨了各种状态下的人类处境，从政治、犯罪、工作的性质到妇女和儿童的地位，甚至中国过去20年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认同危机，都是分析的要点。到2002年末，三部曲的英文版已重印十五次，并翻译为二十种语言。

　　从巴塞罗那到巴黎圣保罗，从旧金山到墨西哥、新加坡；从都市社会运动到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从网络企业到虚拟文化，庞杂的学术兴趣和世界各地的放逐生涯，让他成为全球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最前沿的体验者，同时也是最富激情的研究者。

　　巨型都会之网

　　如同电影大师之于小资青年，卡斯特对中国读者而言，也是光环多于内涵。他那恢宏的《信息时代》三部曲，恐怕很少有人认真研读。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他既不像未来学者阿尔温.托夫勒那般激情洋溢，也不如尼葛洛庞帝之类技术专家精通生活的细节变革，他所擅长的，是严密的实证研究和抽象的概念建构。

　　其实，卡斯特的理性恰恰戳破了未来学家制造的炫目泡沫。有人预测，一旦城市的功能必要性消失，城市便会衰亡。先进的通信技术允许企业总部离开昂贵、拥挤的中心商业区，在家办公将成为时代潮流。而卡斯特却引用许多经验研究说明，趋势绝不会如此简单。比如在曼哈顿，新的电子通信设施正是减缓企业离开纽约的因素之一。而且，在美国、欧洲与日本，电子通勤，亦即在家上线工作只占劳动力的一小部分。我们也能从切身体会中感知，电脑、手机越发达，生活反而越繁忙；路修得越多，交通堵塞反倒越严重。

　　卡斯特眼前浮现的是这样一种全球趋势：地球正演变为一个以巨型都会为节点的庞大网络。1950年，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一个，那就是纽约。但到2000年，有20个超大都会区域的人口超过1000万人，包括东京、圣保罗、纽约、墨西哥城、上海、孟买、洛杉矶、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卡斯特尤其注意到，在华南，从香港到广州，经由深圳与珠江三角洲，联系起珠海与澳门，正在形成一个巨型都会区域?mega-metropolitan region?。通过高速公路、铁路和光纤，这个地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都市爆炸。

　　当然，规模并非卡斯特关注的要点，他更侧重这些都会区域在全球经济和权力中的重要性。他将金融、保险、地产、顾问、法律服务、广告、设计、行销、信息搜集等等列为先进服务业。这些行业集中于巨型都会的节点，比如纽约、东京和伦敦，在国际金融和大部分企业服务上占有支配地位。而节点周围的地域所扮演的功能越来越次要，甚至无关紧要。几乎所有的经济成长、创新能力、文化发展、媒体传播与政治权力都集中于都市地区，特别是在最大的都会地区。

　　通过发达的电子通讯和运输系统，通过金融、生产、贸易和媒体的全球化，这些巨型都会相互连接。同时，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财富、信息和权力全都连接进这个网络，富有创造力的世界精英们都联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其他地区和其他人群被边缘化。

　　卡斯特眼中的全球化是一种二元逻辑：纳入和排除。有价值的就吸进来，没价值的就排除出去。大部分土地、大部分人口都是排除在外的。从科技、传媒到政治的决策过程，都存在这样的纳入／排除的二元逻辑。

　　因此，与未来学家的盲目乐观相比，卡斯特的激情表现在忧虑和警惕中。在华东师大的演讲中，他说，这个世界不再是传统的“南”与“北”的分化，而是全球网络“之内”与“之外”的分化。即使在美国，也既有与全球网络密切联结的人群、也有在网络之外的人群。比如，美国加州的帕罗尔多是斯坦福大学的所在地，这里聚集着一批相当富有的生活在全球网络社会中的知识精英。但仅隔一条高速公路的东帕罗尔多(East Palo Alto)是南美人聚居的拉丁区，生活处境完全不同，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经济贫困，这个地区就完全处在全球网络之外。

　　“这个问题对中国也极为重要，因为中国正越来越深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但不是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地区，中国的一部分人和地区进入了这个全球体系，而另外一些地区和另一部分人群被排斥在外。”

　　他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们生活在第一世界，而对门的邻居可能就身陷第四世界。这不是在上演贫与富的《双城记》，而是变成了出局或入局。”

　　把城市放在社会里

　　卡斯特的眼睛一直关注中国。在华东师大的演讲中他指出，市场换技术，事实上是推动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后期腾飞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目前中国最值得警觉的是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两极化，以及部分人群的边缘化。避免不发达的国有经济与发达的外资领域的两极化，避免沿海与内地的断裂，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他警告，中国的全球化有可能出现不可控的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却无力为他们提供必备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事实上，在很多“发展至上主义”盛行的国家，整个社会分裂为原子化的个人，中国的发展状况在某些方面已经显现类似状况。

　　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卡斯特重点提到巨型都会的规划问题，洛杉矶、墨西哥和巴塞罗那三个巨型都会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他对北京城的未来发展忧心忡忡。

　　洛杉矶的主要产业是电视电影和军需工业。这些工业集中在特定节点，而公共交通系统各自为政，人们没有私车就寸步难行。公共空间和公共治理的缺乏，使当地生活水平严重恶化。墨西哥是另一个恐怖的例子，2300万人挤在一个城市里，大部分人没有钱支付自己的房子，有三分之二的人居住在违章建筑里，私自接水、接电。这些混乱和无政府行为实在太过普遍，当局不得不默认其合法性。另一方面，社会的片段化、阶级和种族隔离异常严重，有钱人自己把自己隔离起来，人们互相把对方看作异类，暴力行为常常发生。

　　而巴塞罗那是一个值得推崇的例子。它不仅是一个城市，而且和加泰罗尼亚整个区域密切相连。整个区域有很好的公共运输系统，如高速铁路。当地的公共政策，一直强调分散化、多中心的发展模式，对过度的都市蔓延有所控制。当地也不鼓励小汽车，由于公共交通很方便，没有私车也问题不大。

　　当有人问及他对北京的奥运规划有何建议时，卡斯特说：“根据我对巴塞罗那的了解，最重要的一点，是城市要利用奥林匹克，而不是被奥林匹克利用。它不是向全世界证明我们的城市有多漂亮，而是利用奥运这个机会，让这个城市更适于老百姓居住。”

　　他说，巴塞罗那借助奥运会的契机，建设了很多公共空间、小广场。不仅在奥运场馆附近，而且是在中低收入社区。社区的那些雕塑好不好看并不重要，关键是其建筑过程有许多人参与，而且这些雕塑成了地标，变成老百姓重新认识、感知、记忆这个城市的标志。巴塞罗那的奥运村，后来也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给了巴塞罗那的老百姓。

　　卡斯特指出，规划必须在一个政治过程中完成。应该创造一个可以不断对话、谈判的过程，在有资料、信息的基础上，让城市的不同利益团体，包括企业家、大众媒体和工人都来参与，把城市放在社会里、把市民当作规划的主人来讨论问题。

　　“在卷入全球化和发展经济两个维度中，中国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个案。我们都需要思考，中国这样高速的经济发展，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等方面而言是可持续的吗？”这个睿智的老人，把一个充满挑战和承载重担的问题，抛给了中国人，及其后代。

　　赛博朋克小说家威廉.吉布森曾说：“未来其实就在眼前——只不过它的分布不那么均匀罢了。”今天的洛杉矶和墨西哥，会不会就是明日的北京？从这个角度来看，具有全球视野的卡斯特，的确可以预见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