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学者问责发改委 电荒与电力过剩均因体制缺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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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18日 10:08 21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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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万国 北京报道 12月15日，小雪之中的香山饭店弥漫着火药味道，16位专家“枪口”迂回反复地对准国家发改委。专家们认为，不论是电荒造成的巨大损失，还是盲目上马的投资热潮可能导致的电力过剩，审批部门都难辞其咎。
“浙江一省电荒损失GDP超万亿”？ 这几乎是专家第一次集体性公开问责发改委。当天名为“2004—2005重大经济问题座谈会”聚集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孙孚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王振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等16人。 参加这次座谈会之前，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等部门曾经对浙江省近年来因缺电造成的GDP损失进行了调研。“直到不久前我到浙江考察，才知道电荒损失如此可怕。”孙孚凌说。 调研材料显示：“以浙江杭州为例，平均每度电可以创造产值22.44元人民币，创造利润1.36元，因为缺电，占全市GDP总值45%的工业，目前要么‘开三停四’，要么嗷嗷待脯。” 而来自浙江的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浙江超过一半的民营企业存在非正常停电情况，平均每月停电11.32天。据保育钧介绍，仅浙江一省年缺电即达750亿千瓦以上，直接造成GDP损失1000亿人民币。“如果从2000年开始缺电计算，5年来拉闸限电给浙江国民经济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已经超过1万亿人民币。” 而这仅仅是电荒损失的冰山一角。据山西省电力公司预测，这个缺电并不严重的能源大省，仅去年的缺电损失就高达180亿元人民币以上。 目前，缺电造成的GDP损失尚未完整估算出来，但数年累积起来，肯定要超过数万亿之巨。与此同时，因电荒导致的投资环境恶化已经开始显现。 仅以浙江为例。不久前，诺基亚(中国)公司曾致信杭州市委、市政府，信中的一段话被打印成粗黑体字：“如果杭州研发中心的业务开展遭到电力供应的严重掣肘，受损害的将不仅仅是诺基亚，还有杭州招商引资的信誉和效果。可以想象，没有一家公司会投资在一片电力供应无法得以保证的土地上。” “缺电导致公司产值下降20%利润下降10-20%，”浙江温州固力发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郑哲说，“浙江已经有很多企业因缺电而关门，还有很多企业迁往江西、安徽等邻省。” 电监会：电荒存在炒作因素？ 尽管如此，在座谈会上，面对专家的质疑，中国电监会信息中心副主任孙耀唯依然反问：“所谓电荒，是否存在一定的炒作因素？” “按今年最大电力缺口3500万千瓦计，缺口为10%，拉闸限电的电量损失不到500个亿，电量缺口实际上不到5%。” 孙耀唯说。 孙用“有惊无险”来形容2004年的电力供应形势：2004年虽然拉闸限电次数最多，波及省市最广(达26个省、市、自治区)，电力缺口达到了3500万千瓦，但缺电量与2003年相比增长幅度并不大。 孙的观点与国家发改委一脉相承。早些时候，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称：“真正拉闸限电是少数，我不赞成‘电荒’的说法。目前的缺电是季节性的、高峰时段的，具有随机性的特点，全国来看主要是局部缺电。” 而事实上，全国目前除了东北少数城市和新疆、西藏而外，都在面临缺电的煎熬。早先被国家发改委用来证实 “非电荒”的辽宁、吉林等省，今年冬天也先后出现了大面积的拉闸限电。 张国宝强调，“局部缺电”的真正原因是某些产业发展势头过猛，打破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超出了资源的支撑能力。总体上看，这种缺电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过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使电力需求快速增长；加上这几年国债投资于城乡电网改造，释放了农村用电潜力。 孙耀唯甚至认为，一时的电力短缺和过剩都是正常现象，炒作“电荒”不但没有好处，甚至将会对当前的电力投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误导作用。据他介绍，目前在建电力项目已经超过2.8亿千瓦，如果加上各地政府瞒报的，在建项目已经超过3.2亿千瓦。 孙预言，中国电力短缺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2005年就可以达到供需平衡，2006年左右将会出现电力过剩。 九五过剩、十五缺电、十一五又过剩？ 但是，在与会专家看来，不管是电力短缺，还是电力过剩，都是相关部门在电力改革和规划过程中决策失误的一种表现。“‘硬缺电’不可怕，可怕的是‘观念性缺电’，就是缺电事实摆在面前，却认识不到。” 保育钧说，那些自诩为电力专家的人忘了一个基本的电力规划常识：相对于国民经济的增长，电力应先行。面对自己工作的严重失误，怎么能够本末倒置地怪罪“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呢？难道要让国家用放缓经济增长，让老百姓降低生活水平来等待电力发展吗？ “如果不能正确看待电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国电力将不可避免地在‘缺电、上项目、过剩、减少投资、又缺电’的恶性循环中徘徊。” 目前，电力企业归国资委管，电力规划归国家发改委管，对市场的监督归电监会管。这“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到底如何？专家给出这样一个逻辑“怪圈”：国电公司说，当初报项目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压着不批，现在电少了不能怪我，我又不在第一线；电网公司认为自己没有电厂，缺电了只能拉闸限电，总不能等着电网瘫痪；原国家计委(目前的发改委)称自己只管规划；电监会则事权有限，对大面积缺电鞭长莫及。 专家们一致认为，目前的行业管理体系和项目审批体制造成了电力需求与电力建设难以匹配。电力项目的审批程序极其繁琐，而电力建设还需要根据电源规划，但这些规划与市场实际变化差异很大，甚至比较混乱。常常是按照规划该建的电厂没有市场，而市场需要的电厂又未在规划之列。 就连孙也坦言，原来的电力规划缺少前瞻战略，所以规划常常滞后，而且也缺少严肃性。例如，根据原来的规划，“十五”期间GDP增长7%，电力增长5%。按照这个速度，现在电力增长15%，只及新增需求的三分之一。这样的规划，怎么能够指导现实？ 专家们称，决策部门至少存在认识上的失误、规划上的失误、对经济分析的错误以及决策依据的失误。一位专家甚至细化了这些失误：作为需先行的电力行业，有关部门对宏观经济形势缺乏深入的研究能力和前瞻性的预测判断能力；电力发展缺乏科学的规划能力，导致的结果是九五过剩、十五缺电、十一五又可能出现过剩，因无正确规划而带来的过量投资建设损失将更可怕；缺乏用市场经济的思路对电力进行宏观调控，对计划手段驾轻就熟，对市场手段望而生畏；缺乏危机应对的能力，包括供应危机、运营危机和结构调整。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失误说白了，就是要让老百姓和生产者为政府决策失误埋单。” 违规项目难言之隐 “种种失误仅仅是表面的，看得见的，中国缺电以及投资过剩，究其根源是体制性缺电和体制性电力过剩。”与保育钧一样，众专家把矛头指向体制性的缺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徐东华说，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投资体制改革方案”，但如果没有落到实处，就是一纸空文。 专家们称，投资体制改革方案表现在电力上，仅仅是将原来的审批制改成审核制，“换汤不换药”，电力项目的生死大权仍然高度集中。而审批一个项目，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烦琐的程序，使得电力项目从立项到上马“费时费力”。 专家们介绍，一个项目审批下来，没有百八十个章是不可能通过的，而每一个章都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付出，往往造成需要电时，项目批不下来；而用电项目都跑光了，项目才批下来。 1998年国内出现电力过剩时，有关部门明文要求三年不许开工新的火电项目。其结果是，当年顶风上马电力项目的地方，现在电力供应相对缓和；而当年老老实实听话的地方，现在都在缺电。 “山东没有出现大面积缺电，谜底不是电力部门自己总结的那些‘政绩’，而是得益于大量民间电厂的兴起，得益于打破垄断，根据市场需要决定电力投资。”一位专家说，“其本质就是，用计划的手段调控市场的需求，用过时的规划左右现在的投资。” “什么叫违规项目，没有审批的就叫违规项目。”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尖锐地指出，“跑审批部门多的就保下来了，跑得少的就切下去了，成为违规项目。一个是跑的次数，一个是跑的含金量。” “国家到底管什么，这个事情要搞清楚。如果有一个比较明晰的产业政策及市场信息，而且能够及时向社会公布的话，许多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让投资主体自己来安排。”一位专家说。 据介绍，目前电力“十一五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修订之中，明年5月将按时推出。令专家忧虑的是，如果新一轮的电力规划仍不能摆脱旧观念的束缚，审批部门仍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电力问题将进一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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