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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钟昱
160亿元的农业税减免、100亿元的粮食直补、前三季度11%的收入增幅，2004年我国农民接二连三地收获着一份份货真价实的实惠。包括取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税减免、粮食直补、良种补贴、购置大型农机具补贴等等一系列支农政策在这一年高密度、高强度出台。我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2004年安排的支农资金预计在3500亿元以上，长期只青睐城市、工业
的国债资金也有376亿投向农、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占建设国债资金的1/3。数百万农民来到国家出资的培训班上接受培训……
2004年我国农业领域这些可喜现象向人们发出了这样一个积极信号——2004年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拐点”已经到来。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我国农民已经视为义务的、缴纳了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的农业税也将在三年内取消，这对于改变我国的城乡、工农关系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
一般来说，在世界各国工业化成长过程中，工农关系大致要经历这样三个阶段：以农养工的工业原始积累阶段；农业、工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农工自养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积累支援农业，被称作反哺农业的工业成熟阶段。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为初期工业发展输出了巨额的原始资本，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还加大了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剪刀差”，使资源配置向城市、工业倾斜，使得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可以说，我国农村已经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关资料显示，从1953年开始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到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这个期间，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6000亿元到8000亿元。
中国的两位近邻日本和韩国都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日本在战前处于以农养工阶段，1956年实现了工农自养，60年代转入以工哺农，当时的人均GDP为800美元左右。韩国1962年处于以农养工阶段，1974年转为工农自养阶段，不久便进入以工哺农阶段，当时的人均GDP也是800美元左右。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800美元，财政收入也已突破2万亿，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这一阶段，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财力和条件。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就明确向人们发出了这样一个积极信号：中国目前正在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转变，虽然初始阶段的力度或许不会很大，但是这一趋势显然是令人鼓舞的。
“明年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尤其是“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强，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些表述更加明确了，2004年的各项支农政策不是短期的、暂时的，而将会是长期的、持续的。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日前表示，对于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农业领域，今后不仅要保，还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比如，对产粮大县进行财政扶持，支持中西部崛起，切实解决县乡，尤其是中西部县乡财政困难。所有这些对于“三农”都是具有治本意义的长期利好。
以2004年这一节点为分水岭，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显然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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