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深圳布道：应诉反倾销 大力发展服务业

    龙永图为深圳WTO事务支招,议深圳制定服务业开放时间表，并率先研究物流业等新兴产业的开放

　　引言

　　昨日上午，外经贸部原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同时也是深圳世贸组织事务 中心首席顾问的龙永图“忙里偷闲”来到深圳，深圳世贸组织事务中心主任张金生告诉记者，这是该中心成立后龙永图第二次前来指导工作。

　　自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以来，人们纷纷惊呼深圳特区优势地位将由此丧失，抛弃论、边缘论层出不穷。如今，我国对部分产业实施保护的三年过渡期已满，按照目前官方与学界约定俗成的说法，进入了“入世后过渡期”。历经三年风雨洗礼之后，WTO给深圳带来了哪些变化？

　　2004年12月13日上午，中国加入WTO三周年的第三天，一个为人们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深圳市民中心三楼、深圳世贸组织事务中心办公区内。龙永图，外经贸部原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同时也是深圳世贸组织事务中心首席顾问。利用近日来深圳主持博鳌亚洲论坛2004深圳国际物流大会的短暂时机，龙永图来到深圳世贸组织事务中心(又称“深圳市WTO事务中心”)。

　　“我说不要扩大贸易摩擦的影响，遭反倾销的出口商品只占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0.5%，并没有否认WTO事务的意思。相反，0.5%的事一定要有人做，对于从事WTO事务的人来说，这个0.5%的事就是100%的事。”龙永图的这席话让深圳市WTO事务中心全体人员为之一振。

　　彩电企业的积极应战

　　“无法接受此结果的中国企业继续积极应诉，康佳更是一马当先摇旗呐喊”

　　在12月5日举行的深圳世贸组织事务中心顾问委员会2004年会上，深圳市常务副市长许宗衡简要地概括了三年来深圳的遭遇：“深圳是全国出口的重点城市，也是世贸组织成员国关注我国履行世界贸易事务的重点城市。近年来，欧美日的经贸官员和跨国公司的代表频频来深圳考察世贸事务，各种贸易摩擦无论是类型、数量、涉案金额还是涉案企业，深圳都是受影响最大的城市之一。”

　　北京时间2004年4月14日上午9时，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中国彩电反倾销诉讼的最终裁决：接受美国商务部单独调查的四家中国彩电企业分别被判定自4.35%至24.48%不等的反倾销税率，其中康佳集团被判定11.36%的反倾销税率。此外，其他应诉的中国彩电企业被判定21.49%的平均反倾销税率，而未应诉的中国彩电企业被判定78.45%的平均反倾销税率。“这就是一场肉搏战，只是不用动刀动枪，而是用脑的一场战役。”尽管已时隔半年有余，曾任康佳集团反倾销应诉小组组长的该集团某高层领导仍心有余悸。

　　2003年5月2日，美国五河电子公司(FREI)会同两家美国劳工组织以“不公平贸易”为名，将一份长达50页、针对中国和马来西亚向美出口彩电的反倾销申诉书，递交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和美国商务部(DOC)。其中，来自中国的彩电占84%的份额，因此申诉书要求对来自中国的彩电征收高达84%的反倾销税。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口机电产品涉案金额最大的反倾销案件，长虹、康佳、海尔、创维等9家主流彩电企业无一幸免，涉案的主要产品是21英寸以上的彩电，包括普通的CRT彩电、高清晰数码彩电和背投彩电。

　　“这对中国彩电企业是极其不公平的，我们毫不犹豫要为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而积极应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康佳一位高层人士告诉记者：“2003年5月7日，ITC(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式立案并开始就产业损害问题进行调查，而经过几次紧急会议后，康佳集团很快在5月13日就成立了反倾销应诉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启动应诉工作，并同时决定与国内其他被诉公司联合聘请ITC初裁阶段的代理律师。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反倾销案件需要通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和美国商务部(DOC)两方，进行交替性的定性和定量裁决。5月18日公司向ITC递交了损害调查答卷，随着5月23日DOC正式立案后，公司于6月10日选定了本案DOC调查阶段的代理律师。”

　　经过半年的调查，DOC于2003年11月24日作出了初裁，裁定各家企业的反倾销税率分别为：长虹45.87%、厦华31.70%、康佳27.94%、TCL31.35%；海尔、海信、苏州飞利浦、创维、上广电集团等为40.84%；其它未应诉企业均为78.45%。

　　无法接受此结果的中国企业继续积极应诉，康佳更是一马当先摇旗呐喊，并于2004年3月22日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呼吁共同支持彩电行业，支持中国的民族产业。

　　对于美国商务部的终裁结果，康佳集团并不满意，该高层人士向记者坦率地认为，尽管给予康佳的反倾销税率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美国商务部作出的这一不公正裁决将严重损害中国彩电行业的合法权益。

　　对于康佳集团等本地企业在应对本次贸易摩擦过程中的表现，深圳世贸组织事务中心主任张金生是这样评价的：“这些企业没有逃避贸易纠纷，而是顽强应对，甚至冲破了有些大国打着反倾销旗号行贸易保护之实的限制，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为全国的同行业赢得了有利地位，表现了很强的规则意识和维权意识。

　　一知名公司吃了“哑巴亏”

　　“当其从A公司更名为B公司后并未进行变更登记，而是直接以B公司的名称继续对美国出口产品。”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深圳已有外商投资企业12000多家，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到365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贸易的八分之一，已经连续十年位居全国第一位，外向型出口型的投资企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70%多，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品和钟表、服装等传统产品在全球都占有相当份额。深圳在我国外贸出口中的特殊地位已经决定了谈到WTO时必谈深圳，应对贸易纠纷与摩擦也往往自深圳始。

　　有人说，WTO对于深圳这个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窗口的作用，不亚于又一轮更为深入和全面的对外开放。目前，深圳特有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已经将这个城市与全球市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就要求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必须熟练运用国际经济规则，趋利避害。“掌握规则，玩好规则，提高各界的WTO规则意识，按国际通行规则来办事，我们的企业才能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张金生说。

　　由于深圳是国际贸易摩擦的多发区之一，各种贸易摩擦无论是在类型、数量上，还是涉案金额、企业范围等，在深圳都呈现突出的特点。2002年，深圳只有2起反倾销案，涉及3家企业；2003年深圳企业遭遇的反倾销案已达9起，涉及企业86家；今年1-9月份，涉及深圳的反倾销案已达7起，反补贴3起，知识产权保护1起，其中反倾销涉案企业上百家。随着国际贸易和交往的增长和深入，贸易摩擦的增多本属正常，但遗憾的是，仍有一些企业没有准备好，在深圳便有一家知名企业(应企业要求隐去名字，简称A公司)就吃过“哑巴亏”。

　　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A公司在海内外市场上均占有相当可观的销售份额，正是因为其海外市场的不断做大，在2002年初就遭到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诉讼，当时被称为“中国入世以来遭遇的第一起反倾销诉讼”。经过半年调查后，2002年7月美国商务部进行终裁，裁决出的反倾销税率不到10%，这是该企业完全可以承担的，因此并未对其出口美国市场造成严重影响。

　　谁知好景不长，问题出在该企业于2003年初进行了更名。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对于其曾经进行反倾销诉讼的企业，如果在5年的复审期间出现了法人更改、地址或名称变更、资产或股权重组等，都应当去美国商务部进行变更登记，否则将不予以承认。该企业却不了解这一规则，当其从A公司更名为B公司后并未进行变更登记，而是直接以B公司的名称继续对美国出口产品。

　　由于该公司对美出口的产品属于被监控范围，美国商务部在2003年统计中发现B公司出口产品的数量产生“威胁”后，于2004年第一季度出示调查报告，并于第二季度开始以反倾销理由对该企业征收124.9%的反倾销税。这就意味着，公司每卖出100块钱的产品就要给美国政府交纳124.9元的税收。从2004年5月开始，该公司运往美国的数十个集装箱都被堆积在了港口，美国买家提货就要缴税，而运回中国企业则要亏本。

　　据该公司内部人士透露，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中国海关，B公司与A公司是同一个概念，但对美国而言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到10%的反倾销税只对A公司成立却并不能作用在B公司上。B公司作为一个全新的个体只能重新与美国打官司进行争取，但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必须先交124.9%的税。“虽然官司打赢后多收取的税可以退回，但哪有这么多的资金去垫付呢？即使有强大的资金实力，也没必要去做这种赔本的事。”

　　据悉，目前该公司正在积极出具资料来证实B公司就是A公司，如果成功则可挽回败局，一旦无法成功则等于彻底断了出口美国的路。

　　如何更好地“与狼共舞”

　　龙永图特别提出：“......深圳中心今后的工作重点可以放在考虑服务产业的入世承诺兑现后如何推动其进一步开放的问题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制定出深圳服务业开放的时间表，并让全国借鉴。”

　　虽然贸易纠纷与摩擦不断，但谁也无法否认入世给中国以及深圳带来的积极影响。张金生认为：“加入WTO对深化深圳的对外开放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促进了开放型经济的建设和完善；让深圳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促使深圳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环境更加优化；扩大了深圳对外开放的范围。”

　　张金生透露，仅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方面，深圳充分利用加入WTO以及其他的有利条件大胆探索，成为首批先于内地引进外资银行，允许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允许兴办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允许外商投资兴办中外零售企业、进出口贸易企业和旅行社等的城市之一。截止到2003年底，深圳累计实际利用外资约365亿美元。

　　入世三年后，已无人再大惊小怪“狼来了”，各界关注的重点都已转到如何更好地“与狼共舞”上。

　　昨天，龙永图以首席顾问的身份来到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对该中心如何制定“入世后过渡期”应对策略进行指导。他在听取了汇报后，对于该中心提出的今后将加强网络系统建设、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促进与民间商会交流、加快人才培训等措施均表示认可。龙永图特别提出：“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为滞后，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续偏低，必须进行根本性的结构调整。同时，服务产业的开放度也是相当不够的。深圳中心今后的工作重点可以放在考虑服务产业的入世承诺兑现后如何推动其进一步开放的问题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制定出深圳服务业开放的时间表，并让全国借鉴。”

　　龙永图描述的全国产业结构问题，也是深圳的“缺憾”。2003年，深圳完成了惊人一跳，全市生产总值(GDP)突破2860.5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7.3%，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为0.6∶58.9∶40.5。虽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深圳肩上的重担还是不敢轻易放下，因为入世之初，深圳就被委以“先试行对外开放服务贸易业，为全国探索路子”的重任。在CEPA的安排下，今年6月，深圳市市长李鸿忠访港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迎娶香港的服务业。“我和鸿忠市长交换过意见，都觉得深圳服务贸易还有很大的开放空间”，龙永图认为，深圳在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进程中，仍要挑起先行先试的“大梁”。

　　龙永图还从点到面地谈到了物流等新兴产业的开放问题：“现在，深圳物流业用地价格，50%算仓储，50%按商业用地价格算，商业用地每平方米2000多块……企业投资成本很高呀。”这个细节是他出席12月12日2004深圳国际物流大会“中国物流业：条块分割与统一市场”分会场时，捕捉到的。“5年前还没有物流这个概念，工商注册都没有这一项”，龙永图认为，深圳应该率先研究新兴产业的开放，步子可以再放大一点。

　　面对龙永图布置的这篇“大作业”，张金生表示会抓紧落实。他告诉记者，目前，该中心已经聘请有关专家专门研究服务业兑现入世承诺后，给深圳的银行、保险、证券、物流等服务行业造成的影响，并制定专门的应对和开放措施。

　　12月11日，中国商务部发布消息，12月1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终裁我国家具对其国内家具制造行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我国家具企业必须从今年6月23日起向美国交纳平均8.64%的反倾销税。

　　张金生告诉记者，目前正在调查美国这一举措对深圳家具行业的影响。“虽然木质家具是深圳传统的出口产品，但这起反倾销案主要针对卧室家具，估计对深圳木具行业的影响不会很大。”

　　在日益频繁的贸易摩擦中，广东和浙江被誉为“重灾区”。虽然广东人最先在对外开放中富起来，但涉及到具体利益时，仍有些人充满抱怨。深圳外贸依存度高达300%，对于贸易摩擦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不得不重视。本月初，在深圳市WTO事务高级论坛新闻发布会上，张金生就说：“今年市政府要求出口商品规模能再保全国第一，创12连冠纪录；但明年就不一定了，上海可能会超过我们。”这个“不一定”有两层含义：一是长三角地区经济突飞猛进的事实，一是对贸易摩擦增多的忧虑。

　　张金生坦言：“深圳在应对贸易摩擦时还有种种不足，主要表现为：应对意识较弱，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法律知识不够全面，应对积极性不高，全市的应对工作体系和网络的服务、协调功能还没有完全发挥，从事各类贸易摩擦应对工作的机构和专业人才极其匮乏。”

　　张金生表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是加大宣传力度，强化企业的忧患意识。

　　-　对话

　　洋官司面前　专业人才奇缺

　　对话动机

　　深圳WTO事务中心是全国少有的地方性世贸机构，深圳如何在开放的刚性约束下履行义务，又如何玩好世贸规划？本报专访了深圳WTO事务中心主任张金生，很少面对媒体的他，向记者讲述了开展深圳WTO事务的“智慧”所在。

　　研发投入不足形成瓶颈

　　记者：在深圳过去发生的一些贸易摩擦案例中，以及即将面临的冲击中，是不是有一些与我们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有关系？

　　张：发生贸易摩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产业竞争的问题，又有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产业链低端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实际上，在国际贸易中，发生贸易争端的根源是比较优势和劣势的冲突。

　　制造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经济发展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吸收了大量的就业人口，是出口商品的主体。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的工业产业基本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环节，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部件主要靠进口。很多企业更习惯于加大产能的投入，而非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不足、缺乏自有品牌和核心技术已成为制约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

　　为企业服务的专才奇缺

　　记者：深圳走在全国之先，设立了地方性的WTO事务机构，在过去三年应对WTO事务的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资全国借鉴？

　　张：龙永图以前是不赞成地方设WTO事务机构的，但深圳WTO事务中心没有增加编制，而是一个为企业服务的联络点，比如技术标准机构设在技术标准部门。这种体制上的创新得到了龙永图的认可。中心成立两年来，在开展地方WTO事务工作，建立WTO信息平台和反倾销预警系统，开展人才培训和法律服务等方面是有一定成绩的。但开展地方WTO事务是一项全新的课题，也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

　　接下来，深圳的WTO事务要围绕WTO新一轮谈判的主题、围绕贸易摩擦的主体开展工作，为政府提供应对的方略，把深圳的WTO事务工作做出特色来。

　　记者：深圳在WTO专业人员的培养方面水平怎么样？

　　张：不得不承认，我们应对入世的专业人才是短缺的，甚至可以说是奇缺的，涉及投资、服务、补贴、知识产权、反倾销等多个方面。比如入世后，中国企业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的数量不断增加，洋官司越来越多，但是国内可以代理这方面诉讼的人才却是寥寥无几，真正能够为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专家更是非常缺乏。

　　目前的应对机制还需完善

　　记者：您曾向媒体介绍，目前深圳已经建立了反倾销预警机制，但因企业、政府和行业协会间缺乏联动机制，致使企业反应较慢。对此，你认为症结在哪里，各方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张：国家商务部提出的“四体联动”应对反倾销工作机制，要求地方政府、中介组织和主要企业应配合商务部有效整合既有资源，加强协调，通过交流、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形成合力提高服务质量。而目前政府、行业、企业等还未能建立起顺畅有效的反倾销应对工作机制，全市性的应对工作体系和网络的服务、协调功能还不能完全发挥，未能真正做到“四体联动”。

　　所以，我们未来和近期的工作重点：一是强化政府主管部门的组织和协调功能，我们将积极整合现有资源，加强国际交流，建立一个全方位的顺畅高效的多体联动的反倾销应对工作机制的网络，把深圳企业反倾销应对工作的各项具体措施推向深入。二是促进行业协会充分认识到自身在反倾销应对工作机制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时跟踪掌握行业产品的出口信息、出口国的行业信息，以及国际上同行业产品的进口动态，加强对行业内企业出口行为的组织、指导和协调，防止业内恶性竞争。另外，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也很重要，可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企业作为应诉主体也要注重自身的内部管理和产品的品牌建设，注意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通过市场多元化战略规避风险。

　　应对反倾销案例集将出版

　　记者：深圳目前正在着手研究制定《WTO后过渡期行动纲要》，能否透露一下思路和具体的措施？

　　张：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联合有关部门，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入世后过渡期”应对工作的研究，形成了“深圳市应对入世后过渡期行动纲要”。纲要将从我国加入WTO后过渡期的形势出发，结合新一轮WTO谈判进程以及深圳的发展实际，从更高、更广的角度提出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前瞻性和全局性的应对措施，促进我市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们也正在对全市企业参加反倾销应诉的情况进行整理，准备出版《深圳市企业应诉反倾销案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