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刚教授：当前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及其矛盾

　　今天的讲演，我想主要谈一谈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及其矛盾的理解。如大家所看到的，当前宏观经济整体发展势头良好。进入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居民消费热点出现、民间投资活跃、银行贷款扩张较为明显、外贸出口和引进外资成就不断刷新的情况下逐渐趋暖，2003年第一季度GDP增长达9.9%，第二季度由于“非典”影响，增速回落，但第三季度起，经济又迅速恢复强劲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终于达到9.1%，是1997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2004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长为9.5%。但是，在经济增长的背后也隐伏着一些矛盾 ，需要我们一起来正视。

　　五方动力助跑

　　这一轮经济增长首先得益于居民消费中住房和汽车热点的形成，与此同时，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开拓利用，住房建设、城市交通和环境建设的投资热潮等，都对这一轮的GDP高速增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这一轮经济增长得益于居民消费中住房和汽车热点的形成，在对住房和汽车强劲需求的推动下，导致对钢材和水泥等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大增，从而引发新的一轮固定资产投资。这样的增长虽然也导致中间投入品、能源和运输价格的上涨，但是除住房和需要一定周期进行调整的农产品(资讯 行情 论坛)外的几乎所有产品最终的价格都没有大的变动。这样的增长一是具有其合理的内在动力，二是目前还不至于引发普遍的通货膨胀。

　　其次，这一轮增长是在中国加入WTO两年后我国已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两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尤其显著：2002年进出口总额达到6207亿美元，增长21%；2003年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全年进出口总额高达8512亿美元，增长率达37.1%；今年预计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随着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的可能性不断临近，我国进出口增长的基础更加坚实。与此同时，引进外资也取得较好的成绩，2002年实际利用外资550亿美元，增长11%多，2003年虽因为“非典”和全球经济复苏外资流向转移等因素有所回落，但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全年实际利用外资仍达到535亿美元，2004年有望反弹。因此，国内外两种资源的利用和内外两个市场的开拓是这一轮宏观经济增长的基础。

　　第三，经过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经过近几年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作为推动这一轮经济增长主动力的投资主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以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为主转变为以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为主，投资决策日益符合市场理性。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以政府推动为主的国有及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直在下降，从1993年的78.4%下降到2002年的57.2%。反之，靠民间力量推动的个体及其他经济成份所作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则从1993年的21.6%上升到2002年的42.8%。进入2000年以来，政府推动的国有及集体企业的投资比重开始出现加速下降，凸显出民间投资的活跃。

　　第四，这一轮经济增长的最大特色是工业生产的强劲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增加值4.1万亿，增长17%，实现利润增长40%。因汽车、住房和通讯等消费需求所推动，对中间产品的需求进一步拉动，使得冶金行业在2003年增长一倍多，煤炭、石化、有色金属、建材、机械行业增长超过50%。中国真正全面进入了工业化阶段，并且向重化工比重不断提高的工业化高级阶段推进。

　　第五，城市居民住房需求的空前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移民潮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福利分房制度和人口户籍制度的影响，中国的住房市场发育十分落后，城市化速度大大落后于工业化速度。但这一局面在2000年以来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随着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和户籍制度的松动，住房建设、土地拍卖、城市交通和环境的改善在市场机制下互动，既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住房和环境的更高档次的需求，又通过土地拍卖筹集到城市建设的资金，由此构成住房建设、城市交通和环境建设的投资高潮，对这一轮的GDP高速增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十大矛盾待解

　　当前中国经济的波动已经不是简单一句过热或者过冷所能够概括的了。这一轮经济增长背后，各类矛盾也在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重视。

　　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背后潜伏着的矛盾也不容忽视。集中体现在以下十大矛盾上：

　　(一)虽然中国的GDP增长很快，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却落后于GDP的增长，构成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矛盾。在1997年之前，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虽然波动较大，但整体还是以较高速度在增长，但1997年以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就开始低于GDP的增长率，经济进入收益不明显的增长轨道。

　　(二)GDP的增长很快，但就业弹性偏低，就业的增长跟不上GDP的增长，构成GDP增长和就业增长的矛盾。根据奥肯定理，我们知道，经济的增长会带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和就业机会的扩张，其带动强度的大小可借助就业的GDP弹性来反映。虽然随着隐性失业的不断被吸纳，近年来全国的就业弹性有平缓的上升趋势，但整体来看，数值偏小，平均仅有0.12，说明经济的增长对就业的带动能力薄弱。1981-1998年间，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就业GDP弹性系数分别为：0.42、0.51、0.32、0.20，都明显高于我们。

　　(三)推动GDP增长的总需求增长中，主要以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为主，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对缓慢，构成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矛盾。从1991-2003年出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数据来看，出口由于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增长率的波动比较明显，但整体的增长速度非常高，平均达到2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整个时期经历了三个阶段，1991-1993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到1993年达到顶点，为61.8%，然后开始逐步下滑，到1999年达到谷底，全年增长率仅有5.1%，从2000年开始，增长率开始稳步上升，2003年达到29.9%。反观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情况，则自1997年以来一直比较平稳，起色不大。自2001年以来，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开始迅速上升，但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却持续低迷，甚至有微幅下降。这说明，即使是在2003年经济增长势头比较好的情形下，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矛盾仍然存在。

　　(四)中国经济增长对外依赖程度上升，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分配更加复杂，构成内外经济利益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一路上升，从1978年的9.8%飙升到2003年的60.4%，已占到GDP总额的近三分之二。作为一个大国，如此大的外贸依存度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五)本国居民的储蓄不断增长，但却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居民投资渠道单一，投资回报低，构成储蓄增长和投资增长的矛盾。有关数据显示，1994年以前中国的贷款余额大于存款余额。但从1995年开始，随着存款余额的迅速上升，存贷差额变成了正数。截至2003年，中国的存贷差额已经高达近50000亿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国内的储蓄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投资。

　　(六)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根据1990年以来外汇储备的数据，我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在增长，截至2003年，已高达4000多亿美元，今年有望突破5000亿大关。我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很低。但是与此相反，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增长快，收益高，外国投资的回报高于外汇储备的回报，导致利益的流出，同时外国投资对本国投资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构成内外资源利用上的矛盾。

　　(七)三次产业增长速度差异大，一产增长缓慢，二产增长呈加速状态，但三产增长乏力，不符合三次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构成三次产业难以均衡发展的矛盾。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增长总体势头的回落，三大产业的增长速度也同样放缓。但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1990-2003年间，一产平均增长率为3.8%，仅为同一时期里GDP平均增长速度9.3%的40%，且整体增长水平往下走，凸显出一产增长的缓慢。二产在同一时期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GDP增长速度之上，平均增长率达12.2%。三产以1997年和2001年为分界线，经历了三个阶段：在1997年前的第一阶段，三产的增长速度微微低于相应年份GDP的增长速度；在1997-2001年间，三产发展加快，增长速度开始微弱地高于当年GDP的增长率；在2001年以后的第三阶段，三产增长又重新开始回落，增长速度又再次低于当年的GDP增长速度。在整个1990-2003年间，平均增长率为8.3%，比二产增长率低了整整4个百分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02、2003两年的情况。自2001年开始，在第二产业加速发展的带动下，GDP增长率也开始抬头，但第三产业却和第一产业一样，增长仍然乏力。三次产业间发展不均衡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八)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呈加速态势，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落后于东部地区，构成区域发展矛盾。目前东部地区的人均GDP是西部地区的2.6倍，中部地区的2.1倍。

　　(九)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扩大，构成社会贫富矛盾。反映一国收入分配均等状况的实证指标是基尼系数，该系数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均等，贫富差距越悬殊。一般国际上将基尼系数0.4作为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有关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非常接近0.4的警戒线，这说明社会整体的贫富差距已十分明显。但若从城镇居民内部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来看，情况有所好转，但也不容乐观。城镇居民内部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农民内部的差距大于城镇内部的差距，虽然都还没有靠近0.4的警戒线，但差距扩大的速度令人担忧。尽管目前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都还处于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但是应当看到，20年里差距扩大速度是相当快的：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由0.177提高到了0.245，增长了38.4%；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由0.245提高到了0.314，增长了28.2%。如果这种势头不适当加以遏制，那么，就可能快速地达到甚至超越警戒线。

　　(十)中国经济增长的“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的“两高两低”特征突出。2003年中国GDP仅占全球名义GDP约4%，但资源消耗惊人：原油达到7%；铝为25%；钢铁产品27%；铁矿石30%；煤31%；水泥40%。中国每创造1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与以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相呼应，中国经济也遇到了环境容量饱和的危机。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

　　综上所述，在这一轮经济增长背后，各类矛盾也在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重视。当前中国经济的波动已经不是简单一句过热或者过冷所能够概括的了。

　　立足国内解困

　　从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我们必须扩大开放，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加速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如果我国经济一直依靠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我们就会将大量的利益转移到国外，随着对世界经济依赖度的提高，我们没有办法充分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

　　从上述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增长背后的矛盾展开来看，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确实有别于中国以前的经济增长轨迹，也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和波动的轨迹。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是在我们已经过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国际上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融工业化和城市化于一炉的发展要求，以及全球经济资源在比较优势原则下进行合理配置要求而进行的产业大转移，可以说是我们理解中国这一轮经济波动的关键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中国巨大市场容量前景与寻求产业(主要是制造业)转移的国际资本一拍即合，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无疑是这个人口大国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发展主题。但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其背后的潜台词是以全体劳动要素的低收入为代价，尤其是大量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虽然其竞争优势明显，但是其收入增长有限，所带来的后果，比如影响全体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最后导致宏观经济上的矛盾现象。

　　在推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各地政府在追求政绩的动机下，以更低的商务成本吸引外资，扭曲要素价格信号，尤其是劳动要素的价格信号，重复建设、产业同构，过度竞争，其结果一方面是居民收入提高有限，另一方面是居民最终消费品的供给过剩，后续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投资来推动。没有本地或本国居民消费作为支撑点的经济增长，其结果必然导致通货紧缩压力的发展。

　　在消费增长缓慢，通货紧缩持续的情况下，为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宏观金融方面的政策又是不断地降息，尤其是居民的存款利率，但是居民的存款利率的不断下降，加上证券市场的疲软，居民在财富收入方面增长不理想，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之间的矛盾。过低的利率和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的银行非理性一起导致2002年以来的贷款的波动，构成投资的进一步扩张，使宏观经济中消费和投资比例严重失调。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之一，必须加以肯定。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增大，由于我们在资本市场方面对外开放的滞后，由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方面的问题，由于我们的企业在出口方面的非理性竞争，由于我们的出口产品缺乏知识含量、文化含量，企业缺乏质量改进的动力，以低价竞争为主的出口的增大，未必带来收入的增大，反而背着“倾销”和通货紧缩输出的黑锅。同时，一方面，净出口增长所带来的低收益的外汇储备的增长，又意味着我们将经济资源低回报地输出国外；另一方面，每年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又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益或以利润的形式或以知识产权报酬的形式转移到国外。由此我们面对一幅矛盾的景象：从当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我们必须扩大开放，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加速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如果我国经济一直依靠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我们就会将大量的利益转移到国外，随着对世界经济依赖度的提高，我们没有办法充分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

　　这便解释了这一轮经济增长和波动为什么以工业增长为主，以投资拉动为主，以城市建设为主，以中间产品价格上涨为主，最终产品需求的增长跟不上投资的增长和对中间产品需求的增长，第三产业的增长跟不上制造业的增长。

　　因此，从长期来看，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完全依赖于外部世界，我们应该立足于本国。我们要尽量使GDP的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增长保持一致，GDP的增长与本国居民消费的增长保持一致，区域间的增长保持一致，短期增长与可持续增长保持一致，内需的增长与出口的增长保持一致，资源的流人和流出以及它们的收益保持一致，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保持一致。而所有这些一致的关键，从短期看，就是要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改变政府职能，有效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尽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减少上述社会经济中的矛盾现象。从长期看，就是要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尤其是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战略。只有当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大幅度提高，我们才有可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放弃劳动力低价优势，我们的产品才有可能提高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我们才有可能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提高才能与GDP的增长保持一致，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我们才有可能立足于有利的地位，从而保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思想者小传

　　袁志刚1958年1月生，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劳动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1993年毕业于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鄄

　　HESS)，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非均衡经济理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就业和失业理论，养老保险理论等。专著《非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1997年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