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认为2005将是增长周期中更加关键的一年

　　作者：叶建国

　　　编者按 2004年的中国经济，用波澜起伏、有惊无险来形容并不为过。12月3日至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外经济学家认为，这次会议体现了中国高层对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制约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清醒认识。在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我们特邀请五位经济学家就明年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中国经营报》：2004年可谓中国的宏观调控年，由于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多与以往不同的新课题，也使得整个宏观调控过程是超经验的。所以，调控的同时也伴随了大量的争论与反思。宏观调控不是一个短期行为，而是贯穿在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循环经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概念，对此该如何理解？

　　袁钢明：宏观调控面对的就是波动，我认为8％的经济增长率是比较合适的，9％就容易出乱。在宏观上讲，调控就是要使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总的来说，政府是要保证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并要确保以后能够平稳较快的增长。抓住上升期，只要保证较快的增长就没有大的问题，平稳则是调控的手段和技术问题。

　　今年以来对宏观调控起到最大作用的就是行政措施，同时也采用经济法律手段。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中，找不到“行政”二字，这是最大的特点。但是，这种对行政的规避是被迫的还是从内心里决定真的不会再用还等待观察。最近提出了对电站的无序投资进行治理，“无序投资”应该说是一个新的提法，所谓的“无序”就是没有秩序的意思，是和计划、安排不符合，和原来的“盲目投资”是一个道理。不过，可以明显看出，决策层已经意识到了单纯用行政政策调控的效果不一定都很好，不被认可。

　　王松奇：应该说国家宏观调控的立意是正大的，以温和紧缩为特征，行政为主要手段。其实，最初对于中国的经济过热的说法，是来自国外的经济学家的讨论，据外界的一些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增长速度高于公布出来的数据，比如用电量的增长是15％等等说法，并分析出经济过热是因为地方的投资，银行贷款太多，也造成了全局性的资源浪费。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从1997年到2002年，银行是普遍惜贷的，到了2002年7月，商业银行就开始扩张放贷，这其中的重要推动作用是中央对于商业银行考察体系的变化，也有地方政府急于追求政绩、加速发展经济的因素。所以，行政手段调控一方面是管土地储备，另一方面是控制银行信贷，甚至在“五一”前采取了用电话通知各地银行减少贷款。

　　江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从外向内的解读，国外专家的看法是，这一届政府比较温和，而许多强势的地方政府在纷纷出现，形成对中央决策的制约。

　　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地方政府得出的一个观点是，跟着中央的一些决策走，最后却没有得到好处，相反，一些与中央的决策相背离的投资最后却收益很好，比如，山东的电力建设等例子。所以，这就要求国家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才会加强权威性。

　　对于调控手段的认识，基本上都认为是行政的手段。为什么要采用行政的手段？国外专家认为行政手段的成本是最低的，在短时期内就可以见效果。另外，也有西方的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是一个长的周期，一般是要11年，所以中国的经济还是向好的，现在的宏观调控总的来说是适宜的。

　　祝宝良：宏观调控要关注的两点：一是投资会不会大起大落；二是农民收入的问题。今年农民的增收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而不是因为产量的增加；还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国家做了限制，因为要保农业。

　　我最担心的是房地产投资，因为汽车和房地产的大量投资提升了整个投资规模，所以，房地产的投资压不下来，想控制整个投资过热是不可能的。在利率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搞结构性的利率调整，把投资过热的个别行业的利率调高，来给经济降温。但是，发改委的观点是汽车和房地产是国家的两大支柱产业，要是被降下来的话，整体经济就会掉下来。

　　袁钢明：宏观调控不仅是要实现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加深对科学的发展观的认识，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驾驭宏观调控，提高对市场的驾驭能力。我认为，对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多的不是对经验总结，而是一个反省，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是最大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双稳健登台?成为一大亮点。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什么意思?前一段时期经济界对中性财政政策的讨论异常热烈?但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确定财政政策时并没有选择中性?而是选择了稳健的表述。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贾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中的基本政策含义是认为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变化之后，现阶段还不宜简单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应当是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即“有保有控”。按科学发展观实施公共财政职能，既有不少“越位”需要退出，又有许多“缺位”和“不到位”需要填补和加强。这里强调的是总量控制、松紧适度下的结构优化调整，即对有些项目降低支持、放缓支持或者不支持，而对有些项目继续支持。

　　以这种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与流量，达到总量中性和结构优化的效果，应当是当前最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增长、也可以有效配合制度创新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选择。

　　对于财政政策的转变，开始的提法是松紧适度的中性财政政策。有些相关部门对此理解不一，因此部门之间还需要很好地协调。

　　祝宝良：稳健的财政政策要保证在建项目的完成，还要保证社会发展的投资，比如，农村防疫医院的建设。

　　江涌：国外的看法认为，财政政策有积极的，中性的和紧缩的，但没有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说法，这也属于“中国特色”吧。

　　《中国经营报》：近来美元持续走低，给人民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是2005年世界经济中最神秘的一个话题，明年是否会有一些动作出台。

　　王松奇：我认为汇率是要动的，由固定汇率政策向弹性的汇率政策转变，人民币不再盯着美元，我个人的倾向是一步到位。

　　汇率的变动能够解决贸易恶化和调节投资过热。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能源瓶颈(依赖国际市场的)这方面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有相似的地方，大量的进口，需要多支付很多的钱，“汇而不富”。

　　我们之所以一直不调整汇率，恐怕还是对中国的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不是很有把握；另一方面是怕会影响出口商品的市场份额。其实，人民币升值会促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

　　江涌：汇率问题，我们和美国之间基本上是达成协议了，但求时机。我们的立场是，现在不可能调整汇率。套汇资金的利益代表在不断对人民币施加压力，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的游说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汇率一直不动，也直接束缚了利率等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所以，这个问题终究是不能回避的。

　　《中国经营报》：明年的经济形势肯定会更复杂，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哪些问题，可以做一种什么样的展望和判断？

　　祝宝良：经济运行中旧有的突出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又出现了一些需要关注的新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2005年和未来需要着力解决的。一是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基础不稳固，增加农民收入的难度加大。2005年粮食价格不会出现如2004年一样大幅上涨的局面，农民增收的难度明显加大；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规模偏大，投资扩张的动力依然较强。目前中国的在建项目超过7万个，在建规模超过17万亿，相当于3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工作量。2004年1月～10月，累计新开工投资项目12万个，同比增加8154个。由此可见，始于2003年的投资高潮，至少可持续到2007年。“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只是抑制了投资过快的增长速度，但没有改变投资较快增长的趋势；三是运输紧张的问题不会明显缓解，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越来越突出；四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房地产投资高烧不退将刺激钢材、水泥等建材价格坚挺。房屋销售价格的上涨水平创下几年来的新高。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房价上涨的势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将带来较大金融风险，并影响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王松奇：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关于宏观调控的表达是“加强和改善”，是在原有的轨道上进行。现在，经济学家们在展望今后一两年的世界经济增长时主要担心以下四项不确定因素：一是石油价格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会给全球经济成长带来拖曳性影响；二是美元继续大幅度贬值对国际货币汇率体系可能造成新的冲击；三是美国已进入持续升息周期，如果在2005年年底基准利率达到3.5％的水平，全球主要经济体也将被迫做利率水平的跟进性调整，这将使世界经济增长的步伐放缓；四是中国的宏观调控到底会不会出现硬着陆？按照国外经济学家的说法：中国不善于运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只会驾轻就熟地运用行政手段解决投资增长过快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在2005年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极大，而这种结局将对与中国货物贸易关系密切的世界市场产生消极影响。

　　《中国经营报》：有哪些政策建议？

　　祝宝良：我们建议2005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继续缩小，严格控制用国债资金和财政支出上新项目，而把重点放在支持在建项目尽快建成，以及完善社会保障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生态环境建设和国土整治、加快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方面。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并根据经济金融运行的变化适时加以完善。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调控目标应在17％左右，新增贷款规模达到3万亿元。灵活运用信贷规模和利率调控的“松紧搭配”手段，更大程度地发挥利率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贾康：下一步的调控政策的转型趋势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利用多种组合手段进行调整，优化调整结构，保证长效机制，长久的支持企业公平竞争，这里面包括增值税转型，个人所得税调整优化等税制改革。为什么前几年是启动内需，就是怕税制的改革影响了部门利益，影响投资。财政政策是倾向于国家和企业，内需很难启动。

　　但目前的教育高收费，还有医疗保障问题，都让公众有存钱的预期。所以，改变目前的状况还是要期待相关政策的明朗化。

　　王松奇：明年要关注的焦点，一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对待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上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还有就是工、农、中、建行在经历了去年的扩张放贷之后，现在实际上是惜贷的。所以，明年央行要鼓励银行放贷才能保证8％的增长率。

　　明年调控的手段，一是利率，如果CPI持续在4％～5％以上，加息还可能有一至两次；二是汇率。

　　江涌：在明年的工作中，“三农”问题肯定要下大力气的，这在刚刚开过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很明确的表达，就是要增产、增收、增效。大力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由外向拉动向内需主导”发展的一个关键，这是发展观上的一个转变。

　　祝宝良：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有相应的政策跟进，没有政策就没法做。

　　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等《破产法》赶快出台。从发改委的产业政策这一点来看，像煤电价格、教育收费等问题是不太愿意管的，主要是抓项目。明年的价格包括煤电的价格我看要放开。

　　面对宏观调控政策，在提出“有保有压”以后，为什么一些民营企业倒下了？有一点起码说明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它们的声音反映不到决策层，一些资源的配置是首先考虑到大的企业。另外，在企业的基础设施，环保指标、资金规模上和大的国有企业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国家的重点就是要创建一个真正的企业间公平竞争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