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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袁铁成
站在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小学的讲台上，看到台下天真无邪的孩子，联想到自己类似的童年，也突然泪下，这是记者职业生涯中惟一一次在公开场合“露怯”。这个学校在西双版纳一个非常偏僻的、贫穷的地方，学校是日本官方用“大使基金”援建的。尽管这笔钱很有限，但至少这些孩子读书有了着落，类似的项目在中国还有很多。
记者曾专门采访过日本政府的对华援助项目，也曾随日本驻华使馆与中国中央政府多个部门组成的“中日政府经济合作记者考察团”专门前往北京、四川、云南等地实地考察日本政府对华援助项目的实施情况，后来，记者还在被称为世界最好的国际问题研究院“尼采高级国际研究院”专门学习过日本官方援助(ODA)方面的课程。
有日本官员曾对本报记者说，一方面，日本国内批评对华援助“宣传得不够”，另一方面，日本驻华媒体对于这方面的报道“少”而且“很负面”。比如，日本某右翼报纸在报道北京机场项目时说，新航站楼问题成堆，运行时没有什么人，甚至说首都机场航站楼的建设具有军事目的等等。在本报记者参与的那次采访中，有关方面曾邀请日本数家媒体，但没有一家参加。
还有日本官员说中国对日本官方援助的感谢之意表达不够。可是，记者获取的日本前几年的官方资料又显示：“中方屡次高度评价我国(指日本)援助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公益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各种场合表示感谢。中方对我国经济合作的此番评价和谢意还体现在江泽民主席访日之际发表的日中共同宣言和联合公报中。去年10月，朱钅容基总理访日时也提到了这一点……(中国)各地媒体都在采取措施加强对各地项目的宣传。”
其实，迄今为止，接受日本官方援助最多的地区是东南亚，东南亚国家中接受日本官方援助最多的是印度尼西亚。“按累计承诺金额计算，印度尼西亚位居接受日元贷款的94个国家中的第一位。”来自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资料这么说。可是，也就是在40多年前，由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经济渗透，甚至打着“经济外交”旗号，致使当地民众非常反感，并最终导致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反日情绪和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大爆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专家指出，日本对华ODA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在日本对东南亚实施经济援助之后，因此，日本反思在东南亚的遭遇是导致日本开始考虑对华援助的重要原因之一。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日本对华援助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日元贷款的项目多于无偿援助的项目，尤其是大项目，即大多数项目都是需要中方还贷的；第二，中日双方技术合作中“技术尖端程度”仍然停留在非常低的水平上。即使如此，中方对日本援助的所有项目都非常重视，严格按照中日双方达成的协议去实施，并且把日方提供的非常有限的援助都用在刀刃上。北京的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北京的首都机场航站楼改扩建工程、四川内江市红十字医院、成都的四川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云南昆明城市供水项目、云南西双版纳哈尼族自治乡中心小学等项目都是如此，特别是在首都机场改扩建项目中，中方还节余了大笔日方提供的贷款资金。有消息说，几乎每一个日本政府援助项目都得到了中国当地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几乎每个项目都建设成利用外资的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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