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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立栋7日北京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在“经济学50人论坛”上表示，金融改革和金融企业一直期待新版《破产法》的诞生，他同时提出了在新版《破产法》起草过程中最关心的四个议题。
周小川说，1986年版的《企业破产法(试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覆盖面、清算、破产重组等方面都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他提出的议题首先是清算程序问题，其中涉及有抵押、质押的债权在清算中的次序。周小川介绍说，一种主张是将其放在劳动债权之后。
企业职工劳动债权一般理解是企业拖欠职工工资，但是广义的理解可能会包括欠交基本社会保险费用、养老金、欠发医疗费用，甚至可能还包括职工安置、再就业安置等。如果对劳动债权没有严格和明确的范围，模糊的职工劳动债权优先于有抵押、质押的债权，实际可能导致有抵押、质押的债权，其回收几率相当低。另外，关于养老保障、医疗保险、下岗再就业等问题本身，目前还处于改革探索之中，还都比较模糊，处于定义不清之中。
第二个议题是关于破产条件。周小川说，从法理来看，关于破产条件的一般说法是“借钱不还就可以提出破产起诉”，意味着债权人可以通过破产起诉作为“杀手锏”，督促企业还款，不还就会按《破产法》由法庭进行审理。一旦进入破产法的审理，就会指定接管人、成立债权人委员会，原有管理层在管制和治理企业的任何权利就要让位于债权人。这种做法对债权人的保护至关重要。从实践看，很多破产诉讼的提起，并不真是想逼企业破产，而是另外两个目的。一是增强最后的威慑力督促企业还钱；二是可进入破产重组程序并为企业重组提供机会。在企业重组过程中，债权人有可能通过减免部分债务、延长贷款期限、展期等多种办法，帮助企业在破产重组中得到再生。并不见得就是把企业真正肢解掉，最后收一堆废铜烂铁。但如果把资不抵债列为破产条件，就会大大削弱破产诉讼这一手段的有效性，使破产法更具有“花瓶”色彩而不是实用性。特别是资不抵债是个会计问题，伸缩性和操纵性很强。这涉及到破产法在角色上是充当“硬约束”还是“软约束”，也就关系到整个改革转轨是否能够走出科尔耐所说的“财务软约束”。
第三个议题关系到《破产法》是否是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法律，是否需要成立专业法庭。从表面看，《破产法》似乎并不难，借钱不还，最后就起诉破产。但是，如果涉及到复杂的债权结构、税务争议、劳动债权、特别是重组问题时，就可能需要相当强的专业知识才能进行审理。例如债权结构中就有不同的优先级别，质押／抵押债、优先债和次级债的清偿顺序就不同。而重组则类似收购兼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程。如果只是地方法庭审理，是不是能够做好破产法的司法，始终有人提出疑义。
第四个议题是金融机构的破产是否纳入普通破产法。按照国际经验和目前国际组织的倡议，应将金融机构破产纳入普通破产法。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金融机构的破产涉及到存款人、债权人，在当前还没有建立存款保险机制、投资者补偿基金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破产会比一般工商企业破产更为复杂，因此提出不将金融机构列入《破产法》或者“由国务院另定”。
“这是否会导致金融企业破产规则会再拖延很长时间？”周小川表示，“中间又会有很多吵不清的争议，也会妨碍存款保险机制、投资者补偿机制的及时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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