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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城市，谁主沉浮？自然区位、分工演进、制度变迁……
“合理化”是根本的驱动力。
经济全球化正在修整今天的商业城市及其功能，中国商业城市，我们准备好了吗？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最复杂的作品。究其本源，军事防御和商业职能分别构“城”建“市”，方最终整合“城市”。城市的本质是发挥聚集效应，只不过由于动因和手段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结局。
人类在发掘城市的功能上走过不少弯路。公元前6世纪，希腊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独立城邦，雅典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它开始是一座市场型城市，通过与其他地区的自由贸易来生存。后来在与波斯的交战中，雅典获胜，完全取得了对同盟的控制权，对其他城邦发号施令，把城邦成员自愿缴纳的财物变为向自己交纳的贡品。雅典采用征服与索贡的体制，终于引发了战争，它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年)最终毁掉了希腊。
罗马是同样的例子。罗马经济注重征集剩余农产品而忽视生产活动，用征服和索取贡品来供养它的人口。4世纪和5世纪，日耳曼部落从北部入侵，打乱了罗马征集体系。芒福德(Mumford)认为，罗马城市应被称为“寄生体制”。其中的教训显而易见：建立在自愿贸易基础上的城市才能生存，而建立在强迫性转让支付基础上的城市无法长久存活。
商业城市的兴起与内涵
商业城市的兴起则完全不同。
历史上第一批以市场为基础的城市出现的动因，一是权力分散，这些城市不能索要贡品，只能用自己生产的产品与别人的产品交换；二是当时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较低，城市光靠邻近地区的农产品无法满足需求，因此不得不在较大的区域里进行贸易活动。这样，城市之间的竞争引起了生产和商贸的革新，城市生产者迫于竞争压力采用新的生产技术，使其产品价格低于竞争对手。
这种商业城市的主要领域是经济活动，根本的驱动力是“合理化”精神。所谓合理化，主要表现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改善两方面。首先，商品经营者追求利益的活动，迫于竞争的压力，必然重视管理，重视效率，进行成本核算，使投入小于产出。其次，平等、互利、信誉、责任乃至法律诸观念要素在经济活动中与交往行为相契合，使合理化得以贯彻。在其中，合理化就是根本的支配力量。
由于商业城市抛弃了专制的统治方式，在新的“合理化—法律化”的结构形态中，个人的行为摆脱了无计划、无系统的特点，他的整个行为服从于某种前后一致的条理和规范，他的生活几乎具有了一种“企业经营的特征”。同样地，企业行为要按照资本核算的结果来进行。由此可见，明晰的产权，自由的市场，合理的技术、形式法律的规则，经济生活的商业化，构成了商业城市的内涵。
商业城市不仅带来产品和财富，也不啻为亿万人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它还塑造了人们对现实的新看法。它在各方面与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发生冲突，对正义、爱情、力量、事业、美都重新下了定义。当然，商业城市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环境的演变而不断改写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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