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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对上海而言，昆山还仅仅意味着周庄、阳澄湖大闸蟹以及“奥灶面”。但在2003年，一贯傲慢的上海，被迫严阵以待面对挑战，对手正是紧贴着自己的小小昆山。这个“乡下头”已经凭借其外商投资的高密度和投资高回报而超越了大上海，摇身变为外资在中国的首选投资地。对此既羡又妒的上海人，甚至在2002年不惜把所有原本飞往虹桥机场的国际航班全部迁移到了浦东机场，以期阻止以昆山为代表的苏南迅猛的上升势头。这对上海身为长三角龙头老大的自尊心不啻巨大的打击。
昆山本有可能成为上海的一部分。1958年时上海要扩大行政区划，当时的昆山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农业县，工业基础薄弱，在当时的苏州地区8个县中长期排在第6位上下，还不如青浦。结果昆山就被嫌弃了。但命运正是如此难料，作为江苏的“东大门”，中国的行政干预力量历来在区划交界处较弱的规律同样在昆山得到了体现，于是昆山开发区一不留神成为了全国第一个县级自费开发区。
1985年，昆山在没有任何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在老城区东侧划出一块略大于3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经济开发区。这个自作主张的开发区没有得到国家和省的授权和认可，没有优惠政策，更没有享受国家专项启动资金。这个自费创办的工业新区便是今天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雏形。当年，开发区便实现通车、通电、通信、通给水、通排水的“五通”要求，并迎来了首批落户企业。到了1989年，昆山又率先试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向国内外投资者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这一突破性的制度改革终于吸引了大批外资项目纷至沓来。
由于当时那些由国家授权的所谓“嫡系正宗”开发区畏首畏尾，缺乏类似的制度创新勇气，因此它们上缴国家的财政收入远远不及昆山这个庶出的孩子。这样的孩子总不舍得一直让他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1992年，怀着无奈却又窃喜的心情，江苏省对已经有些势大难驯的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索性发文授予更大自主权，并报批国务院使之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
至2003年底，昆山累计批准55个国家的投资项目3399个，合同外资199亿美元，实际到账74亿美元。其中，1亿美元项目26个，3000万美元项目88个，世界500强投资项目31个，已开工企业1490家。当年全市GDP430亿，财政收入66亿，进出口总额72亿美元，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进出口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列全省第一。
昆山的成功，不仅使以利用外资为主要推动力的“新苏南模式”再度崛起，更为全国遍地开花的开发区如何获得“集聚效应”、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提供了典范。昆山的外资以台资为主，积聚了全国1/10的台资和1500多家台资企业，其中有约500家为IT企业，台湾10大笔记本厂商中的6家在此落户。在昆山一个高尔夫球场内，几乎就可以把生产所有IT部件的台商找全，不等一场球打完，生意可能已经谈妥。
如此优良的投资环境和低廉的交易成本，这个已经申请到联合国“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之乡当然是想不成功都难。而昆山今后可能面临的问题，跟它的“上级主管城市”苏州和前任“台资宠儿”东莞类似：如何避免对外资的过度依赖，真正掌握拥有核心技术的竞争力？
2004年香港关键词：CEPA；珠三角重构
香港，集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信息中心于一身，内地尤其是广东珠三角经济的龙头老大。这种辉煌一直持续到1997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拖累，中国加入WTO冲击香港中转站地位，加上后来的非典，香港将被上海超越的论调日渐增多。
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回归以后的7年，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来了。这个被读作“西帕”的安排，已被港人视为中国政府的最大礼包(前面的是“24小时通关”和“自由行”)，或是挽救低迷市道的大补丸。这些措施缩小了香港与内地常规经济之间渗透的制度和边境限制，又打破了WTO的五年过渡的承诺，将使香港的卓有效率的金融、物流等服务业提前获得广大的内地市场。一些香港评论表达了久违的乐观，认为香港经济已经结束调整期，正在迈向长达5～6年的新一轮增长周期。可以预期，CEPA今后将更多涉及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技术转移等制度“篱笆”，为香港保持龙头明星的地位提供持续的动力。
推崇CEPA的还有内地的市长们——尤其是珠三角，CEPA为它们承接香港新一轮经济辐射，提供了空前的可能性。在经过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香港制造业转移而引燃珠三角的兴起后，面对长三角城市崛起的压力，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纷纷经历了重新自我定位到寻求与香港建立双赢、多赢的合力发展理念，“大珠三角经济区”、“深港一体化”、“珠三角都市圈”，乃至“泛珠三角”、“9+2”等各种概念的提出，都是这种讨论不断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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