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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月阳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全面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以及必须把握的原则，并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新华社播发的会议消息全文5700余字，比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消息长了600来字。但重要的不是篇幅的差异，而是提法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多方面的政策调整，它们将
带来2005年乃至更长时期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诸多变化。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去年相比有何新提法？第一个新提法包含在在对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中。去年经济工作会议的“总体要求”中有“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容，今年没有这样的表述。在今年会议提出的六项主要任务的第一项中，我们可以看到“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的提法。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发现两个重要信息：一，扩大内需的方针不再执行了(至少在刺激经济增长意义上是如此)，显然，这是基于目前经济存在过热迹象，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已经过旺的现实。二，与此相联系，“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正式退出，让位于稳健的财政政策。
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政策转向。1998年，为应付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滑坡，我国开始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标志的积极财政政策是这一方针的主要内容。1998到2003年的6年中，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0亿元。积极财政政策在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的同时，也使国债规模达到近2万亿，国家财政赤字压力加大。于是，积极财政淡出的呼声出现。这种呼声对决策有一定的修正。1998年到2002年，每年增发的国债规模从1000亿一直增加到1500亿，2003年则比上年减少了100亿，降为1400亿，2004年进一步降为1100亿元，积极财政淡出的步子加快。不仅如此，在2004年初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抑制过热苗头之后，财政部门有意放缓了一些国债建设项目的资金拨付进度；对由预算资金拨款支持的基建项目，在支出进度上也作了控制。现在，积极财政终于抽身而退，扩大内需的方针虽未明确停止执行，至少也不会再强调。
一个具体问题是，2005年的长期建设国债规模将压缩多少。国家信息中心的范剑平认为，明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量在800亿元左右为宜，也就是说，比今年再减300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则建议：要大规模减发甚至停发长期建设国债，尽快将其调减至零；在减发和停发长期建设国债的同时，不宜过快增加预算内政府投资资金；明年可先小幅度削减预算赤字，向社会发出明确信号。不管明年长期国债的具体发行数字是多少，退出的导向是明确的。
第二个新提法是在明年六大任务的第一项中明确提出“要不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一提法与积极财政抽身而退形成对照。在长达六年的扩大内需政策下，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增长都十分强劲，但消费需求一直不温不火，基本处于稳中偏淡的状态。今年许多领域过热的势头相当明显，但消费仍不算热。1-9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7%。这一速度与投资增长27.7%、出口增长35%以上相比，明显是短腿。
那么，政府可能出台哪些相关政策，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呢？估计有以下几个方向：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二、改革分配制度和健全社会保障，缩小分配差距，从而重点提高那些想消费却没钱的人购买力；三、增加服务性消费，增加居民居住面积，提高住房和环境质量；四、鼓励计算机、轿车进入家庭，提高电话普及率，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改善居民消费环境；五，继续执行使农民增收的政策，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最后一点其实十分重要，因为目前农村消费比城市更淡。今年1-9月，城市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4.6%，县及县以下零售额仅增长9.9%。
第三个新提法是“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一提法无疑会使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人士感到振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长期承受剪刀差之苦，承受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为国家经济建设、为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但近几年又有扩大趋势。“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是一个重大判断，这一判断将终结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客观上存在的“决策的城市倾向”，并逐步迎来城乡差距明显缩小的可喜局面。对此，此次经济工作会议有如下表述：“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要站在全局的高度重视发展农业，动员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农业。明年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强，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要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出发，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第四个新提法是要“合理把握城镇化进度”。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中央和国务院文件中第一次公开作这样的表述。这样提，显然是针对前几年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向。这些偏向导致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过多过快地被城市化吞没，也带来失地农民缺乏生活和工作保障等种种危及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这次会议说，“必须有效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机制。要注意保护和节约土地，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合理把握城镇化进度。”
第五个新提法是“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涉及类似内容，但局限于“认真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显然，今年的提法，视野要广阔得多，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经历过去年的非典，今年初的禽流感，又经历了今年春天以来的宏观调控，最高决策层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在日益深化。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个重点中，“加快普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和“认真抓好安全生产，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又是两个新亮点。尤其是前者，如果有一个时间表，不仅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幸事，对经济界人士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市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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