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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生态的微观经济分析
法制的好坏会明显改变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从借款人角度看，法律上如果存在漏洞，借款人可通过中介机构，或者通过和银行工作人员拉好关系，或者利用银行在信息上的不
对称性，成功利用虚假资料获得银行贷款。如果“没有非法占有”，银行就难以提出刑事诉讼；即便银行想提出破产申请，借款人可以利用低标准的会计准则做帐，说明目前还没有达到“破产条件”中“资不抵债”的条款要求，因此避免银行的破产起诉；即便银行能用破产法起诉，在法庭审理之前，借款人还可以尽量不给职工发工资、欠交医疗费、养老保险金等，甚至人为制造一些劳动债务，优先占用清算资金，使债权人所剩无几。任何一个聪明的借款人都可能会利用法律允许的机会，这对我们建立市场经济的财务纪律显然是有严重不良影响的。
商业银行的预期也会发生变化。《贷款通则》过去一直强调在贷款时，要区分信用贷款和担保(包括抵押、质押贷款)。其中要求贷款多应有担保，其中也包括托收承付和贸易信用证下的货物质押垫款等。有担保的贷款(尤其是抵押、质押贷款)一般是有保障的，但是如果这些抵押、质押贷款在清偿中的优先级被降低，就会给银行经营者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是不是所有贷款都相当于信用放款？在微观行为上，这会使贷款工作产生很大的混乱，所以，银行界殷切期望新的《破产法》能接近国际化。
在清算顺序上如果比较照顾职工劳动债权的优先次序，显然也有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意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保障是应该由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的，要通过建立良好的退休金体系、医疗保障体系、社会保险体系和失业保障制度，落实好劳动者权益等来解决。破产法理应规范破产程序，强调公平清偿债权、保护债权人利益。不同的问题需要依靠不同的规则制度来实现。如果发生规则的误配置，像是“给张三吃药，去治李四的病”，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我们在改革和转轨早期致力解决的财务软约束问题将继续存在。如果问题得不到根治，有可能继续制造数量很大的不良资产。
五、金融生态的宏观经济分析
首先，如果不良资产继续偏高和逐步积累，将会导致金融危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看，先是泰国发生了问题，表面上看是汇率和外债问题，但实际追根溯源，有很大问题是私人部门的公司治理、资产负债币种不匹配问题，其中也有不少人强调《破产法》陈旧且扭曲等金融生态问题。当前我们进行的金融企业改革是“背水一战”，今后不能再出现超出市场经济正常标准的大规模的不良资产。但是，如果我们在金融生态方面改得不好，不良资产比例就会高一些，比例过高仍旧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机。
当然，为了防范金融危机，我们也可以通过加大日常手段来消化不良资产，日常消化手段的方式就是扩大利差、加大拨备。对于利差水平，我们不能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而要与那些和我国金融生态等条件类似的国家，例如发展中大国和转轨经济相比。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利差水平处于明显偏低的区间。我国一年期存贷款的净利差是3.33%，转型国家一般介于3.60%-8.50%，拉美国家介于3.82%-45.11%，主要工业国介于1.78%-3.59%。严格讲，使用的概念、口径和公式还有其他类型的细分，但限于时间不在此详谈。总的来说，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现行利差可能与金融生态不相匹配，我们寄希望于改善金融生态，但也不能只作很乐观的假设。
理论上可以通过扩大利差来消化不良资产，在实际中需要区分理想《破产法》和非理想《破产法》情况下，消化不良资产所需要提高的利差水平。对此，保守的估计是需要加大利差1个百分点左右，也有人估计需加大利差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破产法》不理想，我们需要把利差扩大，在实践中所产生的震动将是相当大的。例如，2004年10月29日，贷款利率提高0.27%就引起很大的震动。提高利差将会对企业财务成本和整个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目前我国企业盈利总水平特别好，一旦利差提高，因为企业平均财务杠杆率高，财务成本就会马上增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显然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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