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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过年，要看看南浦大桥，看看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1992年1月31日，邓小平在上海火车站的月台上对前来迎接他的市委、市政府一班人说。这已经是他自1988年以来连续第五年在上海过春节了，然而不同于前四次的是，这一次他的身上聚集了全世界的眼光，因为上海——是他南巡的最后一站。
对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这么一个时间段：国际上，苏联解体、东
欧剧变；国内，面对西方国家制裁、封锁和孤立的政策，外商投资止步观望，经济下滑明显。思想上，批判市场经济风潮四起，有人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
2月12日，邓小平和杨尚昆视察闵行开发区。当闵行联合发展总公司的总经理鲁又鸣汇报到，产出相当于基础设施投入的2.8倍时，小平表态：“这就是社会主义嘛！(这种合资开发)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小平还指出，安徽凤阳刚开始搞承包责任制时也有人不理解，三年之后大家都理解了。“所以，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对于小平第二次南巡的解读，至今多是“拨乱反正”、第二轮思想解放意义上的；为众人或多或少忽略的是，这次南巡，还是上海经济腾飞的开始。原《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1991年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署名为“皇甫平”的系列文章，时任《解放日报》副主编)以为，上海经济其实就是借第二轮思想解放的东风才真正起飞的。
经济起飞是一种状态，也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没有严重通货膨胀情况下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由于起飞通常是从百废待兴中开始，在经济转型中实现，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很难使经济滑入起飞的轨道。一个适合起飞的经济体，其经济体制的特征必然是在政府主导和推动下的市场经济。在1992年之前，中国经济经过14年的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只能说是做好了起飞的准备。而1992年之后的上海，连续10年的双位数增长，让国人第一次直观而强烈地感受到了“起飞”的威力。如今，在各种报告或者规划文本中，“起飞”或“第二次起飞”等等字眼已是司空见惯。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首次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
10月，十四届一中全会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明确了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改革开放后，GNP、工业产值、出口总值、财政收入等项指标的老大位置被其他省市先后取代的上海，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复兴。
1998年的一次由上海市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境外媒体记者面对徐匡迪市长时戏称：“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工地，有那么多的基础设施和其它项目在建，好像全世界的起重机都在上海了。”
这位院士市长非常严肃地回答：“确切地说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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