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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对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并不突显于某一年，也并不局限于某些领域，从1982年的“八大王”到2003年的打火机海外反倾销官司胜诉，以及这两年横扫大江南北的“温州炒房团”，只要是非政府主导的经济热点问题都有温州的参与。
但如果把制度范畴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温州模式”与“温州货”的代表皮鞋所经历的命运放在一起，可以看见相同的先抑后扬的路径。
1985年，“温州模式”的概念最早被提出。5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以及题为《温州的启示》的评论员文章。称赞“温州模式”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
由于1983年已经有了“苏南模式”，于是随后在全国范围引起了一场关于“温州模式”所代表的个私经济与“苏南模式”所代表的集体经济孰优孰劣的大讨论。在当时，类似讨论动辄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所以“温州模式”一直被打压，甚至到1989和1991年，还有人在全国政协会议和“人民日报”上指责温州在搞资本主义。
只有董辅礻乃等少数学者在支持“温州模式”。刚刚辞世的董老曾指出：乡镇公有制企业的管理体制需要改革，方向是大部分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变为非公有制企业，即“苏南模式”必将向“温州模式”转变。
这一预言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浙江经济的腾飞和江苏乡镇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迅速衰落而得到了验证。理论界则到90年代后期才反应过来，也开始大肆分析“温州模式”的优势所在，“温州模式”终于扬眉吐气。一时之间，行政顾不上干预而产权又明晰的温州家庭作坊恰成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最佳范本。
一心做生意的温州人其实从来不关心理论界的空谈，他们更在乎对产品本身的看法。1987年，素来爱面子的温州人因产品质量问题遭受了重大的羞辱。塞满马粪纸的温州产“一日鞋”曾经坑害了包括时任商业部长的女儿在内的众多消费者。8月8日，一些深受其苦的群众在杭州武林门广场愤怒地用大火烧掉了5000双温州鞋，加上之前对柳市低压电器的全面整治，“温州货”顿时成了假冒伪劣的代表。
被灼伤的温州人从此卧薪尝胆。今天“温州模式”的代表早已不是前店后厂型的家庭作坊，而变成了那些规模上亿甚至几十亿的民资巨豪，比如柳市的正泰、德力西。而温州鞋在“洗心革面”后也重新夺回市场，如今在“全国十大鞋王”中，温州有其三；每年6亿双的皮鞋产量，相当于每个成年的中国人都穿过温州鞋。1999年8月8日，温州奥康鞋业同样在武林门广场用大火烧掉了几千双鞋，不过此时被烧的是从各地收缴来的仿制“奥康”。
今天，“温州模式”和温州皮鞋又在经历新的考验。随着所谓“新苏南模式”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成就斐然以及温州本地资金因地理人才局限纷纷外流，已有人开始担忧“温州模式”的未来。而温州皮鞋也像打火机一样遭受了俄罗斯等国的倾销指控。但正如之前温州诸方面的成功皆来自民间自发的草根力量和地方政府开明的不加干预一样，温州今后的成功与否将依然取决于他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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