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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讲，凤阳并不是一个城市。这个属于安徽蚌埠的农业小县，为人所知的只有一段花鼓，以及唱词中骂到的那个皇帝。“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显然朱元璋是被冤枉了，其实正是因为凤阳经常闹饥荒，穷则思变，饿到偷吃蜡烛的小和尚才被迫变成了朱皇帝。
新中国成立后，凤阳薄弱的农业基础并未改观，不知道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这
里又发生了一次穷则思变式的变化。不过此次变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个人意义上的角色转变，而是深刻改变了全中国所有人的生活本身。因此，凤阳必须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尽管它不足以被称为城市。
1979年初春，只有18户人家的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在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的组织下，聚集在会计严立华家中开会。会议只有一个主题：如何解决“包干到组”形式下所引起的无穷无尽的矛盾？因为不论如何分组，哪怕是把父子、兄弟分在一个组里，都无法避免矛盾产生。后来的经济学家们用理论解释了矛盾的来源，在合作劳动中由于个体贡献难以计量和监督成本过高，所以不能防止“搭便车”的行为发生，结果三个和尚没水喝。
朴素的农民们没有任何经济学理论知识，但他们一开始就知道问题的本质在哪里。经过一段沉默后，终于有人提出“干脆包干到户”，这一提议立刻就被大家认可了。在那样的年代，任何制度创新都要冒政治上的风险，因此这些农民采取了画押承诺对外保密的形式。
保密工作显然并不成功。受到小岗村产量迅速增加的吸引，周边地区纷纷开始模仿，自然也都是暗自进行的。1980年，“包干到户”成了“地球人都知道的秘密”，那些自认为社会主义立场坚定的人当然要对其群起攻击。若非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力挺，以及深谙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坚决给予支持，这次改革很可能会夭折。
1982年1月1日，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得到正名的凤阳小岗村成了全国学习的对象。
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形象地解释为“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似乎只是一夜之间，大家都恍然大悟，原来增产的魔力只在于“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最早对私有产权的认可，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随着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在质和量上的猛增，全国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也开始大幅度提高。
承包制的威力接着开始从“农村包围城市”，国有企业相继进行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现厂长负责制的改革。紧接着此改革的逻辑，分配方面的“大锅饭”制度也不得不变化。“一大二公”的框框终于彻底被打破，私有财产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综观中国的改革进程，本质就是去除约束人力资本发挥的种种制度。小岗村农民在那个傍晚画下的押，正是对此本质的完美诠释。随着农业上人力资本的解放，后面中国改革的诸多大事件也就顺理成章了。乡镇企业的兴起，民工潮的汹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所依赖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形成，一切的一切，都发端于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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