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山东诸城国企产权改制 亿万富豪批量生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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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01日 17:15 21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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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诸城报道 山东诸城是个县级市，但城里的四车道马路宽大、整洁。 站在街边随便看去，路上跑的尽是豪华轿车。据说，在诸城至少有20辆宝马，并不乏奔驰S600这样的车，奥迪A6级别的车就更多了，这和周围的县级市比起来是绝无仅有的一道
12年来，尽管诸城国企产权改制模式至今仍有争论，但改制后，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富豪正在改变这座北方小城。 财富新贵批量制造 如果中国百富榜的编制者胡润到山东诸城走一走，他会赫然发现，这座人口只有105万的北方小县级市竟不乏潜在的富豪资源。 在诸城，据称，桑莎集团公司董事长周勇净资产6亿余元，长年有近3000万美元存在银行，甚至有的县财政都曾向其借钱。得利斯公司董事长郑和平身家2亿多元。新郎公司总经理王桂波身家1.6亿元…… 诸城市体改办副主任隋家堂说，在诸城百万富翁根本不稀罕。普遍的说法是，在这个小小的内陆县级市里，潜藏着10余名亿万富豪，近百名千万富翁，数百名百万富翁。 这些财富新贵们崛起的时间绝大部分只有5年左右，并且几乎全是借国企改制之机，以管理层控股方式登上财富之巅的。对此，诸城人有一种形象的说法：“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周围冒出许多富翁！”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家黄少安教授经常来诸城。“这座小城市很有现代化的味道。”他评价说，“发生在诸城的变化，不仅与它数量庞大的富豪有关，还因为这座工业小城市的蓬勃经济活力。” 自2001年以来，诸城GDP的增速为20％左右，美国泰森、沃尔玛、日本住友株式会社及伊滕忠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户。从那年始，诸城跻身中国百强县之列，居于中游。 “由于经济发展强劲，诸城就业充分，基本上没有失业。”黄少安说。 进化之路风波不断 诸城富豪的流水制造者为现任山东菏泽市委书记陈光，当年人称“陈卖光”。 1992年，35岁的陈光走马上任诸城市长，对市属150家独立核算国有企业进行资产清理。结果吓了他一大跳：103家企业中，明亏和暗亏，亏损总额高达1.47亿元。一些表面红火的企业，实际上资不抵债，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全市市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80％以上，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达1.5亿元。 陈光不得不操刀上阵，当年底选择山东开元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电机)前身诸城电机厂作为试点，开始了一场震动全国的号称“诸城模式”的改革。当时改革方案做了两套：一是个人股不得超过20％，国家完全控股；二是将企业存量资产出售给职工，国家以土地作价入股。 没想到职工强烈反对，后经广泛征求意见，全新的方案出台：决定由全体职工以企业内部股权证形式集资270万元，将企业资产全部买下，成立诸城市开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把这个国有企业变成由277名股东共同拥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1993年，以职工买断企业资产的改革形式在诸城大面积推行。这种形式实际是人人有股，企业管理层和普通职工购股数量上差别不大。开元电机为防止漏掉一人买股，当时还派人给不愿买股的职工做思想工作。厂里买得最多的是10万股(每股1元)，最少的也有5000股，绝大部分是几千股。 此时，在诸城的国企改制中，企业管理层并未置于重要位置。 到1997年，全市288家乡办以上企业，有272家完成改制。其中210家实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 “改制头三四年还起作用，大家都拿企业的事当事干，时间一长就不行了。”张建勇说。 隋家堂认为，股份合作制是新出现的大锅饭，由于企业分红高，一般两三年职工就可收回购股成本，这时职工的风险意识淡化，对企业的关切度降低。在一家好企业，一个职工入了5万股，成本收回之后，甚至未经企业同意，雇了一个人干自己的活，自己做起了老板。 暴露出来的新问题让政府和企业开始意识到经营层激励的重要性。 “我们研究过西方国家的经验，发现一线职工持股是最不经济的，应该集中到对企业发展有重要决定作用的经营者和中层管理人员身上。”参与了“诸城模式”改革前前后后的隋家堂说。 从1997年到1999年，在政府主导下，诸城市推行“四扩一调”，即内部职工增资扩股、转让银行贷款扩股、量化新增资产扩股、吸引社会法人资金扩股。一调即调整股权结构，鼓励经营者和经营管理层人员多参股、控大股。 1999年之后，政府又根据公司法要求，推动改制企业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并乘机大力推动股权向管理层集中，结果富豪批量生产。 当时规定普通职工的股份在内部转让时，受让方只能是骨干经营层，如果职工不愿意，也可以不转让，但必须挂靠在一人名下，此人成为公司进行工商注册时的股东。 有知情人士透露，效益好的企业，普通职工的股份绝大部分转让给骨干管理层，只有效益不好的企业的普通职工才选择了挂靠，因为收益低或者无收益，无人愿意受让，但由于诸城改制后的企业90％以上效益较好，因此股权绝大部分流向管理层。以开元电机为例，1992年有股东277名，现在只有18人，而且全部是管理人员。 这样经过12年，200余家企业终于顺利完成“MBO”，企业经营层也得以由普通国营企业干部进化为百万、千万乃至亿万富豪。目前，根据诸城官方的资料，在诸城市工业企业中，企业经营管理者平均持股比例达到58％，董事长平均持股比例则达到31％。 利弊之辩 经过大规模“MBO”之后，绝大部分改制企业发展迅速。在改制后的企业中，利税过千万元的有22家，利税过亿元的有5家。“一年一个台阶，利润、利税等指标增长幅度为30％，10％-15％的增长幅度算一般的了。”隋家堂说。 黄少安认为，诸城模式是成功的，“改制以前，诸城和周围的县城经济实力差不多，现在GDP增长很快，基本没有失业问题，早把周围的县城甩在后边。所以卖比不卖好得多。” 诸城市经贸局有官员透露，现在诸城的经济实力是其周围县城的2-3倍，而且由一个农业县成功转型为工业县，“由于经济发展快，提供的就业岗位多，在诸城常常招不到人，要到外地去招。” 尽管“诸城模式”批量制造富豪，但富豪们的身家实际更多的是一些抽象的数字。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魏建博士，曾对诸城产权改革做过专题研究。他介绍说，诸城改制企业中，老总和普通职工的工资收入现在差距并不大，每月到手的工资现金1000余元的老总不乏其人，只比普通职工高几百元。 真正的差距在于股份，管理层在企业中拥有大量股份，但目前股权不能流动，股本不能变现，分红成为其工资以外的主要收入来源。 本报记者了解到，诸城改制企业普遍实行高积累政策，分红并不高。据张建勇介绍，开元电机董事会确定的分红比例是10％，“挣少了不分，挣多了也不多分，利润差不多用于企业发展了。”尽管张已是1200万股份的开元电机的18位股东之一，他现在仍然没有买私家车。 另外，1997年二次改制时，一些发展前景好的企业将银行贷款转为职工股权，以“债转股”的方式量化到职工头上，持大股的经营者等于背负巨额债务，压力巨大，可支配的现金收入并不多。 “普通职工对经营者持大股比较认可，因为买股资金是个人从银行贷的，持大股要承担巨大风险。”魏建说。 但“诸城模式”也有自身潜在的弊端。魏建认为，“诸城模式”的核心是经营管理者持大股，虽然大大提高了经营者激励、责任与企业经营状况的一致程度，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 一种情况是经营者固化。一旦持大股或控股的经营者的能力不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或到了退休年龄，而他却不愿放弃经营者的位置，就难以通过股权的力量实现经营者的更换。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更换经营者完全取决于当事人是否开明，而理想的状态应当是通过经理市场实现经营者的选择。 二是分红挤压工资的问题。随着企业的发展，经营者完全可以通过扩大分红比例，降低工资水平，使职工的利益受损。积累到一定时候，矛盾又会在职工和经营者之间产生，破坏企业竞争力。 “第一种情况还没有出现，因为刚改制不久，第二种情况已经在个别企业中出现了，但因为经营者和普通职工多年的同事，关系比较密切，因此这种矛盾目前还不尖锐，但以后就不好说了。”魏建说，“这说明，‘诸城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深圳证券交易所博士后陆满平教授并不否认“诸城模式”使改制后的企业效益趋好，但他认为“诸城模式”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 他的看法主要有两点：一是职工之间的股权挂靠问题。“私人之间是不能进行股权托管的，这种行为缺乏法律支持，容易引起法律民事纠纷。比如托管方如果出现车祸等非正常死亡，完全可能出现被托管的股权被侵占现象，这时被托管方的权益将得不到法律保护。” 另外，“诸城模式”中的以当地政府为主导的股权定向转让问题，也缺乏法律依据。“转不转，转让给谁，完全是股东自己的自由，定向转让没有法律政策依据。即使现在股权转让做完了，职工还是可以起诉地方政府。” 陆满平在业界有“中国MBO第一人”之称，他认为“诸城模式”中的管理层持大股及控股，是不规范的操作。 “不是真正的MBO，是对小股东利益的侵犯，是变相的巧取豪夺，在全国不具有推广价值，如果推广的话，将遇到一系列法律问题，产生一系列民事诉讼纠纷。”陆满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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