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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刊实习生 李玉海
2004年中国的秋天，是体育的秋天。只不过，在这个秋天里，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金色。
多事之秋，多出来的有好事，有坏事，有不好不坏的事，也有说不清是好还是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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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军团金牌丰收，是好事；6亿元打造一块金牌是否合算，说不清好坏。中国足球风雨飘摇，是坏事；借机进行改革真正与国际接轨，说不清好坏。国际顶级赛事接连在华举办，是好事；中国正在成为别人体育文化的消费乐土，说不清好坏。
但是，这些事都是新鲜事，这些事造成的动静都不小，这些事的背后都隐藏着更深更长远的大事。
这些事都体现着中国与国际接轨的艰难磨合，这些事都是发生在摩擦时代的摩擦风暴，这些事都需要我们用摩擦时代的眼光来分析、看待。
“淘金者”听到了“英雄赞歌”
这个秋天里的一些事，需要从上个秋天里的一些事谈起：2003年8月，皇马沿着一条金子铺成的大道来到中国。
70万欧元、200万欧元、4000万欧元，这三个数字分别代表着比较权威和专业评估的“皇马中国行”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收入。70万欧元，是皇马在红塔基地集训7天的报酬；200万欧元，是皇马在北京比赛的出场费；4000万欧元，是皇马未来3年在亚太地区市场开发的预期收入。
皇马主席弗罗伦蒂诺在那个秋天里笑得稀里哗啦：中国人的钱太好赚了！
那个稀里哗啦的笑声一定非常具有诱惑力。因为，就在今年这个秋天，沿着皇马的足迹一路复制，F1掌门人伯尼·埃克里斯通和NBA总裁大卫·斯特恩同样笑得稀里哗啦。
同样笑得稀里哗啦的还有无数的国人。那些皇马迷，那些F1迷，那些NBA迷。更重要的是，许许多多原本不迷的中国人从此开始迷上了，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这种迷将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付出多么大的成本。
唯一不同的是，弗罗伦蒂诺、埃克里斯通、斯特恩之流稀里哗啦的笑是因为挣够了钱，今后还会继续大把地挣钱；而我们稀里哗啦的笑是因为扔够了钱，今后还会继续大把地扔钱。
9月24日，F1战车轰隆隆开到上海，伯尼·埃克里斯通抑制不住兴奋：“我们终于等到上海筹办F1大赛了！”作为世界第一烧钱运动，F1看中的正是中国广阔的市场。有市场才有赞助商，有赞助商才有高额利润。不仅如此，从今以后的8年中，上海要向伯尼上交近24亿元的申办费与电视转播权购买费，三年比赛的广告收入也全归伯尼囊中。据媒体报道，连赛场内卖爆米花的钱，伯尼也有份分羹。
F1的各大参赛车队也发疯一样地赚钱：一顶法拉利赛车帽要价400元，一件T恤衫要价800元。这些抢钱的小工具已经全部售罄，法拉利还有更大的目标——法拉利汽车明年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要翻一番，至少要卖出100辆。
这个目标相信一定能够实现。
比起埃克里斯通，大卫·斯特恩更有底气。因为，除了NBA，他还有一把锻造很久、运筹很久的特殊的钥匙——姚明。
从表面上的数字统计看，NBA中国赛主办方是大赢家，两场比赛票房收入2000多万元人民币，纯利润500多万元人民币。美方在票房上只得了300万元人民币，只赔不赚。
斯特恩在冒傻气？绝对不是。可能因为底气太足了，斯特恩手上拨弄的算盘珠子更大。
美国《休斯敦纪事报》资深记者乔纳森·费根说：“如果NBA可以让数以百万的中国孩子梦想拥有一件姚明一样的球衣，那就是一笔好生意。”
大卫·斯特恩来了，不仅带着自己，不仅带着NBA，不仅带着姚明。他还领着一帮企业家。
2004年10月14日，斯特恩坐在上海体育馆的主席台上，看着一场篮球赛从7：30一直打到10：30。几乎所有赞助NBA中国赛的大企业都上场了，以歌舞、游戏、表演来展示自己。与其说这是一场比赛，还不如说是一场依托在NBA文化上的超级商业秀。
一位亲身体验这场比赛的媒体人士说：那是一场比赛，又不是一场比赛。或者说，比赛几乎成为了一种过场，而比赛间歇、暂停这样的过场反而像是正剧。那些时候，不断有人利用每一秒钟专业地调动你的情绪，让你的眼睛按他们的设计不停转动，在那些美国产品和美国品牌的变换表演中，赛场成为了上万人聚在一起的大PARTY。然后，比赛继续，人们歇一歇。然后，又是PARTY。
他说，这场比赛让我惊诧和钦佩的不是球员们的精湛技艺，而是美国人熟练和高超的商业手法。
姚明穿着锐步篮球鞋上场。现在，穿锐步篮球鞋的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锐步国际有限公司主席及执行总裁保·法尔曼说，NBA中国赛只不过是两场非常普通的季前赛，但NBA以及美国的大公司对它非常重视，规格之高出人意料，原因就是中国的市场。
无论对NBA还是对锐步这样的美国大公司来说，都把NBA中国赛看作一个象征：NBA中国赛能够举办，是世界对中国市场的认可，对中国体育市场的认可。
皇马、F1、NBA，它们代表的是域外强势的体育产业。在中国这块风水宝地攻城掠地的过程中，它们没有遭到抵抗，而是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中国体育产业是不设防的吗？
在老瓦的家乡开“国球”PARTY？
在国际上，体育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运作已有近百年的历史。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传统体育项目向现代竞技运动的演变，体育的经济功能日趋显现，体育的产业地位得以确立。目前，体育产业在世界各国都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被视为阳光产业。1999年，美国体育产业产值达2125.3亿美元，成为美国第11大产业。
在我国，由于长期被计划经济体制所管理，体育一直被视为公益事业，在实践上排斥体育产业化、市场化，体育的经济价值未被发掘。直到十年前，国家体委把足球职业化作为体育产业化改造的试点推向市场，中国的体育产业才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这一步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让国人开始正视体育之下的巨大经济利益，并懂得了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地发展和开展体育运动。“洋体育”在中国受到热捧，其根源也首先在此。F1上海赛门票价格成倍翻番，15万张门票两个月内售罄，乐坏了包括大大小小黄牛党在内的既得利益者。NBA中国赛门票也被热炒，300元一张的看台票竟被炒到了 1500元，让同样拥有NBA季前赛的日本人惊诧不已。除了票房收入，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很有钵满盆满的感觉，被主办方所津津乐道的还有比赛带来的旅游、交通、住宿等显性收入以及国际知名度大幅提升等隐性收入。
“体育搭台，经济唱戏”，这是中国对待体育的态度。
但是，这些利益足够吗？这种态度完全吗？
从自身低水平成长的角度，这些似乎够了，也完全了；但从摩擦时代的眼光，这些还很不够，更不完全。
中国的大门向世界开放，一个新的摩擦时代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摩擦带来了纠纷，也会带来利益。只不过，多数情况下，我们紧张地忙于应付和消减各种各样的摩擦纠纷，却忘记了如何获取摩擦利益；或者，我们多数时候乐滋滋地沉浸在被动地接受别人在“双赢”的规则下伸手给我们送来的摩擦利益，却忘记了如何主动地去创造摩擦利益。
比如，赛车和篮球都是别人的强势项目，它们来到中国，可以创造摩擦利益；乒乓球和羽毛球是我们的强势项目，我们如果把它们输送出去，是否同样可以创造摩擦利益呢？
而实际上，我们的强势项目大多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人才流失，在多个国际赛事上我们的队员直面“海外兵团”的情景已经很平常。这种情景正是摩擦时代中被动不利的一种体现。
我们出去的仅仅是人才和技艺秘密，没有别的，所以得到的只是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损失，我们把自己紧紧地抱成一团，封闭起来，掩藏起来。拿出来交换利益？从来没想过。
我们的运动员开始走出国门了，除了姚明，还有孙继海、邵佳一、董方卓、李铁……然而，在为中国人的技艺得到世界豪门认同而自豪的同时，我们也同样知道，在接收每一个中国球员加盟的操作背后，都有着这些国际俱乐部深厚和长远的市场经济利益。
我们认同了，这是双赢或者多赢。
但是，我们是否想过要去跟人家学一学呢？
比如，我们的乒乓联赛能否接收老瓦加盟，然后把中国联赛的“季前赛”拿到同样对这一运动具备热情的瑞典举办，也带上中国的企业，到那里演一个大PARTY？
至今没有人这样做过。更可悲的是，至今恐怕还没有人这样想过。因为，我们每天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体育产业萎靡不振，岌岌可危。
“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甲A一年亏4亿、CBA陷入困境、全运会招商困难、体育基础设施投资匮乏……一系列的问题已经塞满了我们体育管理者们的大脑，他们或许没有时间去想别的。本刊记者查遍了历史资料，至今尚未发现有关方面明确体育作为一个产业地位的正式记载。
在全球体育产业每年产生超过4000亿美元商业价值的繁荣背景下，我们的体育产业还在一片朦胧之中。这个时候，摩擦时代到了，外面的人进来摩擦了，我们在研究接受，不论悲喜，不论哭笑，不论赔赚，都是被动的。
更重要的是，与F1、NBA一起来的不光是美国的企业和产品，还有美国的文化；那些为之疯狂的国人迷上的不光是麦当劳、法拉利，还有美国的文化。在那场大PARTY之后，更多的人会加入F1和NBA的运动中，还剩下几个会喜欢乒乓球？等到没有人喜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F1和NBA的“世界工厂”和消费市场，自身体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芯片”不见了。
我们又将在一个新兴行业中艰难地探索核心竞争力的创造。殊不知，这个核心竞争力恰恰是被我们自己曾经很不负责任地丢掉了。
这是危言耸听吗？这是天方夜谭吗？
在摩擦时代，这不是。
拿来的东西没有变成自己的食粮
秋风秋雨中，中国足球坐在了火山口上。
先是“超白金一代”陨落，后是奥运女足折戟，紧接着世界杯预选赛惨败科威特。还没有来得及总结检查，辽足赌球、上海德比大战动手、健力宝球员罢训，而北京国安的罢赛风波发展到中超俱乐部投资人集体对抗中国足协，把黑哨、假球、赌球、虚假财务等所有的矛盾推向了顶点，至今如火如荼。
身边凄风冷雨，屁股底下猛火燃烧，中国足球不感冒才怪。
更重要的是，在整个事件中各方面利益特别是权力和金钱之间的利益交换、博弈、对抗、妥协，让人们看清了体育背后的很多东西，对公正公平产生了很多怀疑。
而失去了大众对公正公平的信任，足球还能发展吗？足球产业还能发展吗？足球还能那样肆无忌惮地掏取百姓的腰包吗？
而足球对中国体育产业来说绝不是小事，因为中国体育产业的发端就是从足球开始的。最早引进了职业化改造，最早引入市场机制，最早把国际上最先进的产业化理念拿到了中国。而一旦足球改革折戟沉沙，受到巨大打击的一定也是辛苦拿来的体育产业发展。
中国足球职业化已经走过了十年。十年来，不断有企业加入，也不断有企业退出。一位业内人士说：各个俱乐部的投入已经超过了100亿，依靠的就是众多赞助商和投资人的支持。但是，作为一项体育产业，各俱乐部或者足球又给赞助商和投资人带来了多少回报呢？
现实是，赞助商和投资人根本不能奢望从中赚钱。一位投资人愤懑地说：不是足球不赚钱，而是赚了的钱都被一个名叫“足协”的机构收走了！
创刊不久的《南方人物周刊》在第十期上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使用的标题是：《国安“罢赛”引爆官办足球市场危机》。
不是拿来了别人的市场机制了吗？不是天天嘴上叫着市场改革吗？为何还是官办的呢？
从名义上看，“足协”是各成员自愿结成的非营利社会团体，是一个为会员提供服务、自我管理的民间组织。而实际上，中国的足协是半官方机构，与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这样的结果是，足协的领导层往往不是真正由会员选举产生，多数情况下只对政府负责，更多的是行使管理功能，加上传统的垄断性权力，缺乏外部监督和内部自律。国安老总说：“这不是一个衙门是什么？”
在国安风波中，社会学家郑也夫分析说：“作为决策方的足协没有真正决策的权力，俱乐部也会动用各种权力资源去影响足协背后的权力机关。”问题最终的解决需要政治智慧。
对于足球这样已经完全可以开放也应该开放的领域，为什么不能真正地权力开放？资深足球评论员董路的分析一针见血：毕竟足协每年都是纳税大户，中国的许多体育项目其实还是依靠足球的收入提供资金。涉及到这么多利益，当然不能轻易放手。
但是，中超俱乐部各投资人已经联合在了一起，一场资本与权力的争夺战已经打响。尽管结果不可预知，但有一条应该是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就像《南方人物周刊》报道引言中所说：“一个既不职业又不市场的中国职业足球最终会失去所有的市场，输掉最后的底牌。”
这句话同时也应该看作是对中国体育产业化的警醒。
看完F1，看过NBA，看到体育产业在外国人的手中被神奇地玩弄出滚滚不尽的财富，我们艳羡。而审视自身却发现，拿来也不那么容易。
拿来的不能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是观念。
中国的体育面临着全球化生存，因为体育本身就是全球化的、无国界的；中国的体育产业面临着全球化生存，因为体育产业本身也是全球化的、无国界的。
在摩擦时代，体育最早领略摩擦，最早掀开摩擦风暴也就在情理当中。
体育产业不设防。用摩擦时代的眼光看，也无法设防。
资料
中国体育产业的国际比较
目前全球体育产业产值已超过5000亿美元，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体育产业产值一般都占本国GDP的1%—3%，最高的瑞士占3.37%。
依据世界各国体育产业发展水平，大体可分为三档：
第一档是美国，一枝独秀。1999年美国体育产业总产值占全球体育产业产值的一半以上，达到2125.3亿美元，占该国当年GDP的2.4%；
第二档是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它们的体育产业产值一般都在500亿美元-1000亿美元之间，整体实力与美国差距较大，但也有自己的特色或优势行业，如德国的体育用品业、英国的体育保险业、意大利的体育彩票业(以足球为特色)、瑞士的体育旅游业；
第三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部分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它们都是体育产业的后发国家，产业基础薄弱、企业素质较低、市场规模和消费水平有限。
中国目前尚未建立专门的体育产业统计制度，只有少部分发达省市做过体育产业的专项统计。
2001年北京市体育经营收入106.4亿元，实现增加值45.5亿元，占全市GDP的1.6%，在体育产业中的就业人数达到5.6万人；1998年上海市体育产业总产值53.87亿元，增加值16.47亿元，占当年该市GDP的0.45%；2000年浙江省体育产业总产值252.37亿元，增加值为55.65亿元，比1999年增长20.36%，占全省GDP的比重为0.92%，在体育产业中的就业人数达到20.76万人，比1999年增长14.3%，占该省全社会从业人数的比重为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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