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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50多岁的教师罗学良正在组织一帮朋友对第一代下司保种犬进行跟踪调查。没有保种经验的他们为了如何对每一只小狗进行标记曾在网上讨论不休。有人说用中国传统的刺青，有人建议用高科技的晶片移植——他们完全摸索着来，而且不能承受太高的成本。他们都是工薪阶层，为了收购犬种已经花了2万多元。在贵州这个地方，他们的举动让很多人认为是不务正业。
罗学良最早接触下司犬是在1965年。当时周总理亲自指示当地的农业部门配合国外搞一个《中国动物志》的调查。罗学良参与其中，并第一次接触到了“都是红鼻子、红嘴唇、红眼圈、脏兮兮、烦糟糟”的下司犬。当时下司犬的主要功用是护卫和搜索，被专家们一致好评。
下司犬被认为最有可能与国外杜高猎犬比肩。但是30年过去了，因为人为的破坏和历次打狗运动，下司犬的流失越来越严重，要找到好种狗很困难。
为了节省资金，罗学良们把小狗卖给了一些愿意接受跟踪调查的人，价钱很便宜，条件就是接受他们的血统跟踪调查，并且只能由他们提供的纯种狗配种。
“搞跟踪调查费力、费时、费物，最好是由30多岁事业有成的人来做，成效要快得多。别人的体会我不知道，我自己时常有在火上烤的感觉。”至于能否成功保护下司犬，罗学良感到有希望，但实在很困难，很困难。
谁为这个行业负责？
问韩晓东他们同样的问题：有没有政府或者专业组织参与保种？得到的是同样的答案：不敢奢望。
下司犬名声逐渐大起来以后，贵州下司犬所在县曾经申报下司犬保护项目。据说项目批了下来，钱也到位了，犬场建起来，犬种收集到，但因为“领导层和育种人员频繁更换”，导致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到最后，狗场里的种狗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毫无疑问，日益火爆的宠物市场是我国少数完全起步于市场经济的行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主要大城市开始了一股强劲的纯种犬浪潮。十多年的时间里，民营、个体经济自始至终成为市场的全部构成者。
但是，这个市场化很彻底的行业，其发展状况却让很多人看不懂：大量低素质的狗贩构成了市场主体，贩卖而不是专业纯种繁殖造成混血犬种充斥市场。狗贩的短期炒作让稀有的中国名犬“见光死”。宠物市场的保健、展览、媒体、用品等方面同样一盘散沙，良莠不齐。中国宠物市场飞速发展，却没有迹象表明会在将来的那一天跻身世界前列。不仅先天不足，后天也存在着制度和人文的致命缺陷。
实际上，中国正在成为国际犬业势力的倾销地。基于世界各国犬业协会“把最优秀的犬种保留在国内”的原则，中国似乎永远都不会在纯种犬的世界里获得发言权。这本是一个起点不公平的赛跑，而且在赛跑中规定中国只能跟，不能超，这个比赛怎么跑？
世界上最大的沙皮生产基地可能在广州大沥，但最高品质的沙皮绝对在国外。和很多行业一样，大沥没有核心竞争力。
中国本来是有资格在世界犬业说话的，最凶猛的藏獒、最具贵族气质的北京犬、外表最有个性的沙皮、最倔强的松狮无不让世界为之震撼。然而，当上述犬的标准最终攥在外国人手里的时候，这些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身价的外国来的中国“土狗”，因为中国人的历史好感，而成为国际犬业冲击中国市场的主力军。
这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嘲讽。
当国内各大纯种犬赛事上的BIG(本场犬种冠军)都被来自欧美日等国的二三流血统夺得的时候，当国内的各种比赛成为狗贩的商业招牌，而不是出于培育最优良犬种、保留最优秀犬种的目的的时候，一直存在的那只“看得见的手”好像从来没有发挥过作用。
宠物行业缺乏宏观调控和规范。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刚刚兴起就要面对国际行业的强势竞争。没有民族产业保护，没有任何对外歧视，完全处于公平竞争的状态。但是，对弱势行业长远规划的缺乏让市场短视造成的恶果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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