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玉米稻风波 非权威科研人员打拼生存空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曹怀宇/长沙报道

　　1993年,18位水稻界权威现场评议：应用浸胚法将玉米DNA导入水稻取得重大突破,湖南农学院副教授万文举成为世界第一人

　　2004年11月16日,万文举作为湖南惟一的非在职科研人员,应邀参加了在海口举行的全 国第四届分子育种会议，当会议组织者给予他高度评价时，这位消瘦的66岁老人不禁潸然泪下。11年了，有过多少委屈只有自己知道，但历史没有忘记他和他的遗传工程稻(又名玉米稻或玉米遗传稻)。

　　万文举的遭遇是个人的悲剧，但更是科研体制的悲剧，是科学的悲剧。

　　水稻的第三次突破

　　1993年10月22日,是改变万文举命运的日子。这一天,包括中科院学部委员在内的中国18位水稻界权威出席现场评议会,认定应用浸胚法将玉米DNA导入水稻取得重大突破，湖南农学院副教授万文举成为世界第一人。

　　由中国植物研究界闵绍楷、袁隆平、颜昌敬三位权威亲笔签名的鉴定意见写道：

　　“在湖南、湖北、江西、江苏、云南、贵州和海南等省的38个生态点进行试种，其中建新农场6300亩中稻平均亩产544.74公斤,3000亩晚稻平均亩产546.63公斤,同时具有米质较好,田间抗瘟性较强等特点。它是一个有生产应用价值的水稻新品系和宝贵的种质资源。”

　　“解决了前人未能解决的大穗、多穗与高结实率三者难以统一的矛盾，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在由国家教委、湖南省党政主要领导和全国著名专家参加的成果汇报会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评价“遗传工程稻的育成是水稻第三次突破”，“三次突破都是我们中国人搞成的。我跟万老师说，你这是大成果，以后开国际会议，我推荐你去作报告。”

　　之后，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国30多家重量级媒体进行了集中报道。万文举和他的玉米稻一夜成名。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媒体的宣传一浪高过一浪，直到玉米稻被农业部通报。

　　急功近利违规操作被捧杀

　　许多教职工记忆犹新，卖遗传稻种子时,是湖南农业大学历史上最辉煌的日子。络绎不绝的人流和大卡车堵住学校的大门,校园简直成了闹市。

　　原湖南农学院校长彭干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当时学院正申请升格为湖南农业大学,缺名气更缺钱。校领导于是决定由学校高新公司和课题组卖种子，收入全部上交学校,学校和系里按比例分成。作为当时学校主要领导之一，他一直很内疚,这一冒险决定导致遗传稻被中途扼杀。

　　学校卖出稻种后，发动老师和实习学生分赴各地进行栽培指导，基本上没有出问题。同样是气候恶劣,1994年湖南衡阳种了几十万亩遗传稻,学校40多个师生前往指导,获得高产。

　　但建新农场、社会商贩和师生私下卖出的稻种，稻种的真实性打了折扣，因为当时的遗传稻种供不应求，最高炒到了每公斤近200元,无法保证中间没有掺假。加上遗传玉米稻本身存在的弱点，在栽培技术上有特殊要求,很多农民并没有掌握。

　　很快,学校尝到了急于求成的苦果。

　　1994年的秋天异常寒冷，和天气同样寒冷的是满怀希望的湘北农民的心。他们种下了不知是原种还是假种的神奇的遗传稻,收获的却是失望。

　　气候资料显示:自9月中旬到10月中旬出现持续低温阴雨天气。寒露风来得早，阴雨寡照时间长，湘北于10月中旬就出现初霜。

　　这一年，全省秋收作物全面减产，部分作物颗粒无收，遗传稻也没能幸免。

　　接下来的是湘北临澧、澧县、湘阴三县数千农户集体索赔。负责处理此事的邹冬生教授回忆，当年许多稻种面临同样的遭遇，而没有通过审定的遗传稻因为得不到法律保护，只能面对索赔。

　　此后，湖南农业大学官司缠身，前前后后，学校和省政府出面赔偿的金额有近300万元。

　　湖南省农业厅总农艺师雷柄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中国土地面积和气候条件相差很大,从对农民负责的角度，中国对新品种鉴定比国外多了道审定程序。对新品种进行对照区试，连续2年在丰产性能、抗性、米质上比老品种有优势，才能通过审定。

　　湖南农业大学贾大勇副教授也是当年课题组成员，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玉米稻当时被媒体一吹,连国外都知道了。全国都派人来要种子,实际上已不是试种性质，而是大面积推广了。而这个品种当时生育期比较长,只适合做中稻，但有的地方做了晚稻,导致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如果当时稳一点,严格按程序走,推迟两年再推广,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事实上,从1994年底到1995年初全国各大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1994年云南、安徽、湖北的100多万亩遗传稻都获丰收，特别是云南还获得了全国单产冠军，真正出问题的地方所占的比例很小。

　　但此后，湖南农业厅将玉米稻违规推广造成重大损失的事实向上汇报,农业部为此发了通报。项目组解散,科研经费也没有了。有一段时间，湖南省的领导和湖南农业大学师生谈稻色变，更不用说继续支持万文举搞研究了。

　　全国品种审定水稻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种子管理站副站长刘厚敖介绍，因为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制约太多，就是通过了审定的好品种也会经常遇到减产、绝收情况。2004年，湖南从湖北引进了“红莲6号”，在益阳、常德地区推广，没想到水稻扬花时遇到阴雨，发生稻曲病，这在湖南是第一次出现，通过专家鉴定，主要是农民没有严格按照栽培技术播种，加上是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最后给农民做解释，没有赔偿。

　　退休老人续写传奇

　　万文举倒下了，但遗传稻却被一个基层农业科研人员继承了下来，他就是和万文举同岁的王子立。

　　王子立曾以“水稻控蘖增粒高产栽培技术”获得1997年国家发明奖，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水稻栽培技术领域惟一的国家发明奖。此前，中国的水稻栽培一直沿用日本技术。

　　在湖南张家界市，以王子立为首的7位退休老人组成“慈利水稻育种研究所”。这个被某些人评价为“丐帮”的民办研究所，却谱写了湖南乃至中国水稻研究的传奇。

　　被业界公认完全属于湖南自己的第一个通过审定的超级稻“培两优慈4”，就是 “慈利水稻育种研究所”研制成功的。而其中所用的杂交父本是就万文举的玉米遗传稻。

　　王子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么多年，他们一直用的是万文举的材料。每年，万都会把自己的玉米稻材料交给他们去选育。和王子立共同奋斗了12年的杨子朝介绍，作为基层的育种工作者，他们缺少理论研究和实验设备，如果没有万文举的玉米稻材料,他们很难出成果。

　　王子立介绍,他们培育的“培两优慈4”，在4年的“全省百亩超级稻高产示范”中,是遇到了高温、低温、干旱和水淹，都能高产的品种，2003年3月通过湖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慈利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邢祖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0年慈利遭遇干旱。在国太桥乡国太桥村，插秧后总共只下了20毫米雨水，田里干坼，泥巴都晒成了白色。县里打炮人工降雨，下了40多毫米，水稻终于能够抽穗，但接下来还是干旱，水稻叶片都枯萎了一段时间。出人意料的是，几乎所有水稻减产，但王子立他们的品种竟然亩产高达640多公斤。零阳镇民和村12组则亩产超过700公斤。

　　王子立说，1992年，他作为湖南农学院聘请的10个全省栽培专家之一，去建新农场为万文举育种。之后，他又带了部分种子私下去慈利选育。

　　1995年，他在选育万文举的玉米稻时，发现了“一叶一心分蘖苗和一粒谷双苗株”，这是他在一生的水稻栽培中看到的惟一一次神奇现象，说明该品种有神奇的生命力。由此，坚定了他延续万文举未竟研究的信心。最终他在万文举玉米稻的基础上选育出了“培两优慈4”。

　　万文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么多年,王子立一直邀请自己加入课题组,并成为这个民营研究所的成员。同时,在任何场合,王子立都承认成果的取得是在袁隆平院士的指导下，以万文举玉米稻为基础选育的。这种感动也使自己在继续研究玉米稻的同时,不计报酬年年为王子立他们提供玉米稻选育材料。

　　科研成果不能当政绩对待

　　许多人认为，玉米稻的夭折，和当地党政领导的政绩观有关。科研出了成果，领导就都来捧场，内行外行都表个态。一旦出现问题，领导没有一个站出来说话，玉米稻成果被全盘否定,彻底扼杀。

　　彭干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年许多专家都不相信遗传稻是真的。因为大家觉得转基因工程是个很尖端的学科,万文举的成功似乎太简单也太容易了。

　　1992年9月的一天，万文举拿着一束水稻来找彭干梓汇报,说是玉米稻,只见稻株比一般水稻高很多,穗长粒大,根部有类似玉米的气生根。

　　因为万文举只是教遗传学的教师，学校也拿不准。校党委召集湖南著名作物栽培专家刁操铨教授、康春林教授、彭克勤教授等一批专家讨论，大家意见不一，但倾向于肯定其价值。

　　由于要立项争取科研经费是个漫长的过程，学校邀请当时的科委主任和分管文教的副省长到现场看标本，立项很快就通过了。

　　当年,建新农场试种的100多亩玉米稻大获丰收,农场决定,第二年大面积试种1万亩。试种结果,又获丰收,于是有了1993年轰动全国的验收鉴定。

　　后来一路绿灯,许多领导纷纷批示,对玉米稻进行扶持。

　　和袁隆平一道荣获国家科委特等发明奖的生物化学家罗泽民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看来，全世界后来没有出现更先进的材料，万文举的玉米遗传稻经得起检验。11年过去，这成果的价值依然存在。当时因为部分失败就丢掉了，没有认真总结，很可惜。

　　风险机制亟待完善

　　中国分子育种的奠基人、周光召院士的姐姐、86岁高龄的周光宇告诉《?望东方周刊》,她曾为万文举的事专门写信给有关部门,希望一个人做事，要有众人帮，科学要允许失败。

　　原湖南省水稻研究所所长何登骥研究员介绍，农业科研受自然条件的约束，草本植物研究一般最少要6-7年才能完成一个研究周期，木本植物则需要20年，没有成果的话，又得从零开始。那么多研究人员，真正出了成果的比例非常小。

　　万文举介绍，他当年是受周光宇先生棉花花粉管导入法的影响，想在水稻上试试，而水稻的花粉太小，此法不通，就想到用玉米的DNA溶液浸泡稻种。通过若干代的试验，发现有效果。特别是在第三代，竟然变异出了183厘米高的水稻。因此，他坚信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因为他只是普通教师，并不是搞育种专业的，没有专项经费，怕搞不成让人笑话，只是偷偷进行。到他向学校领导报告时，实际上材料性能已经基本稳定。前前后后，他已经进行了整整6年的研究、试验。玉米稻成果一公开，第二年就通过了国家的成果鉴定，并不是别人想像的那样完全靠运气。

　　湖南农业大学博导邹冬生教授认为，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已成为一个国家社会经济能否高效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然而，科技创新，尤其是以生物技术为主体的重大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往往存在较大的风险。建立科技创新风险基金，是充分发挥科技人员最大创新能力和将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保证。根据中国国情，科技创新风险基金可由各级政府的科技、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包括风险投资公司)按股份制组建，服务对象为政府科技部门立项的科研课题。风险基金用于承担科技转化过程中不可抗拒的风险损失。但转化成功的科技项目，应按合同比例上交担保金，一旦失败，经评估确认为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则由风险基金承担合同规定的一定比例的经济损失。

　　给非权威科研人员生存空间

　　湖南农大博导刘志敏教授介绍，客观讲，湖南省有关主管部门和学校以及万文举本人都是无辜的。但后果却是万文举到退休也只是个副教授，没有了科研经费，后续研究只能靠开个小杂货店赚点钱来维持，实验室也是楼下的杂货屋，并且和当初一样偷偷进行。

　　接过万文举研究成果并发扬光大的王子立也是同样的遭遇，因为退休前他只是慈利县粮油站的站长，从事育种被人讥讽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更谈不上经费支持。后来出了成果，市里和省里的一些领导还是给予了支持。但因为不是正规的科研机构，经费长期靠“乞讨”。遇到开明的领导，作个批示，有关部门就能给点，否则，就只有自想办法。有时候，王子立从省里要了钱，影响了慈利的某些主管部门的经费，他们就进行刁难。

　　世界第一个用水稻叶肉细胞培养出水稻再生植株、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特聘专家的颜昌敬老先生告诉《?望东方周刊》,科学研究有它的规律,不能急于求成。当时，遗传稻失败主要在于急于想挣钱。从客观的角度讲，作为当时鉴定组的副组长，他和其他专家一道去过很多试验点，比如岳阳、长沙县，那里的水稻都与众不同，个子很高，但很粗壮；叶片相当大，比玉米小，但比一般水稻大很多。测产也绝对没有掺假，证明是个好材料。但是，毕竟是新的东西，对环境气候有要求，这里好不等于其他地方都好，还需要完善和提高。当时的农业大学是个学校，没有话语权。加上没有处理好关系，一旦出了点问题，有的就夸大其辞。实际上，对于一些没有地位和名气的科学工作者，如果过于求全责备，面对行政权力时，他们可能就没有生存空间。-

　　1994年8月24日，《安徽科技报》头版报道:“省农科教办公室在东至县葛公镇、宿松县下仓镇和庐江县福元乡等地建立了1.7万亩示范基地。预测平均亩产在700公斤以上。近日来,前往示范基地参观的有关领导和专家络绎不绝。”

　　1994年8月29日，《云南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云南省农科院对永胜县涛源乡试种遗传稻的验收。玉米稻3个品种的亩产分别为1104.54公斤、1062.01公斤,其中GER-5亩产为1156.2公斤,创中国水稻单产最高记录。

　　1994年10月6日,《湖北日报》报道,“今年,我省沙洋农场、襄北农场、江北农场、邓林农场大面积引种遗传工程稻1号28000亩,并进行了2000亩遗传工程稻3号的种子繁育试验。抽样测定亩产700公斤以上,有的单产达800公斤。”

　　1995年1月4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还报道:安徽桐城县青草镇三星中学教师何松涛引种遗传稻1亩，获得510公斤收成，农民纷纷用10公斤稻谷换一公斤稻种，何老师因此得到了5吨多粮食。

　　水稻的转基因研究

　　水稻育种经历了常规育种到杂交育种,到转基因分子育种。“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认为,世界水稻研究有三次重大突破。第一次是高秆变矮秆。第二次是杂交水稻。第三次就是万文举的遗传工程稻。据预测,转基因水稻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领先地位的农业生物技术。

　　在1993年万文举的玉米稻研究成功之后,1996年,中国水稻研究所以黄大年研究员为首,在世界上首次研究出了抗除草剂转基因杂交稻。2004年,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遗传工程重点实验室主持、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合作,建立了年产2000个以上克隆的成熟的规模化水稻基因转化体系和抗虫转基因材料的快速检测和纯合技术体系,为水稻育种产业化储备了丰富的抗虫转基因产品与技术。

　　当前,世界各国都把发展生物技术放到重要地位。在水稻的转基因研究方面,其他国家也取得了一些和中国类似的突破,但整体进展缓慢。

　　中国政府对开发转基因技术给予了支持。但因为转基因作物的争议性，2000年之后,中国一度中断了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审批，转基因水稻始终处于试种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