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与商业对撞中徘徊 世遗门票涨价之争

　　撰文/于樵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愈来愈多，而世遗们文化特质和商业开发的碰撞也越发激烈，乃至一些著名文化遗产或曰“景点”的门票价格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涨价”在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的2004年成了个时髦名词。这一年，不仅水、电、油、 煤这些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消费品价格持续高企，甚至连北京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六大景点(故宫、长城、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颐和园和十三陵)亦有欲搭上这列涨价快车的迹象。

　　世遗不是免费和低价乐土

　　11月20日，北京各大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有关北京市六大世遗景点酝酿涨价的消息，该消息说，北京市六处世界文化遗产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将做调整，相关听证会将于11月30日召开。

　　以常理推之，这宗占据媒体重要版面的重磅“新闻”本应不令人感到意外。理由之一是，酝酿涨价的这六处世界文化遗产无一不是蜚声全国乃至名扬世界。

　　其实不论以文化价值还是历史价值论，其门票价格攀高似是题中之意，而更让有关部门认为涨价理所当然的是，这几处世遗景点与外地的一些文化遗产地以及北京其他热门旅游景点比，票价总体水平“相对偏低”。

　　此次，北京六大世界遗产即将调价的消息之所以会一石激起千重浪，其原因无疑与中国各公园景点已成气候的免费趋势有关。搜索互联网可以发现，在中国，打开公园大门让公众享受“免费午餐”的半径范围正在逐渐放大。其中，领风气之先的莫过于上海。

　　对于上海官方来说，“公园免费向社会开放”已可定义为该市“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一大举动”。据报载，这座城市早在8年前就已启动公园免费行动。截至去年，该市近3/4公园都已加入了免票行列。而继上海之后，海南、太原、广州、武汉、天津、北京等省市的部分公园亦纷纷免费开门揖客。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30处世界遗产却“涨”声一片。例如1986年—2002年，来黄山的游客每年都保持在120万人左右，可门票却从2元提高到了132元，涨幅达61倍；张家界的门票也由 2000年的108元/人涨至 160元/人；峨眉山、泰山、平遥古城、敦煌莫高窟、九寨沟、曲阜孔庙等世遗景点也都大同小异。

　　有人做过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世界遗产目前的门票价格普遍高于一般旅游景点的门票价格，加之景区内交通消费，游览一处世界遗产的消费通常在200元左右。

　　看来以往被奉为低价“样板”的北京世遗景点此次亦似乎逃不过涨价的“宿命”。

　　申遗热与涨价热

　　在与世遗景点投入产出利益攸关的“有关部门”眼中，这些景点涨价当属名正言顺。“门票价格不高，既不利于提高景点旅游接待水平，也不能有效利用价格杠杆控制超负荷的客流量，对文物保护十分不利。”

　　与热衷涨价情形类似的是，“有关部门”同样热衷于“申遗”。而对此更透彻的解读是，只有当“申遗”成功之后才能使景点涨价成为可能。

　　曾几何时，“申遗”不仅成为中国诸多旅游地的口头标语，更转化成了地方政府不遗余力的实际行动。有家地方媒体坦承本省几乎所有有条件的景区都争先恐后不惜血本地踏上了漫漫“申遗之旅”。冒着巨资投入却可能铩羽而归的风险，“有关部门”不能不谓是勇气可嘉。

　　一项官方披露的数据或可证明“申遗”在中国的非凡热度：迄今为止，中国共有30处文物古迹、历史名城和自然景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继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的第三遗产大国。而在遗产预备清单中，中国项目更是高达100多个，居全世界首位。

　　对于中国地方政府而言，申报世界遗产是打造城市品牌和培养旅游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而“申遗”成功后的大部分喜悦来自于对地方旅游产业的促进和旅游经济带来的可观回报。因为收获“世遗”这块世界级金字招牌就意味着财源滚滚，意味着“涨价”可以理所当然。尽管这一点或许会让国外同行不以为然，但这在中国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文化遗产遭遇商业开发

　　与门票涨价对应的是中国世遗的商业收益在“申遗”成功后大幅提升，例如山西平遥古城199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门票收入从申报前的18万元/年猛增到500万元/年，当年旅游综合收入高达4800万元。同年被列入名录的云南丽江在2000年旅游综合收入达13.44亿元；而安徽黄山更是由每年数百万元的收入增加到2亿元。

　　在“涨价”派的概念中，提高门票价格可以利用价格杠杆控制人流，从而减少对景观的人为伤害，而涨价后多出来的这部分收入亦可用于文物维修和保护。

　　而民间的普遍观点是，对一般企业性质的景点来说，利用价格杠杆引导客流本来无可厚非，亦符合市场经济供需规律。但对于具有公共属性的公园或世界遗产来说，是否亦该运用此种方式却值得推敲。

　　毋庸置疑的是，世遗作为历史的标本和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化石，具有平等地向所有公众教育和宣传的社会义务，因此以提价方式控制客流，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就意味着将剥夺许多低收入国民参观的权利，使这些公共资源成了少数人的盛宴，而这无疑会与这些景点公益性的特点相背离。

　　其实在涨价一事上，绝大多数的抱怨来自于外地游客。对于那些一辈子未进过京城的外地人来说，到祖国的首都登长城、逛故宫已成了他们一生夙愿，而在中国大多数居民特别是农民并未富裕起来的国情下，高票价很可能会令这些梦想破灭或夭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与国内一些名景点竞相提价迥然不同的是，国外一些著名的世界级景点却一直以开放、低价甚至免费的亲和面孔迎对世人。

　　有资料显示，世界极品建筑——法国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奥地利美泉宫、意大利梵蒂冈大教堂都在免票之列，而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宫、意大利斗兽场等著名建筑亦无围墙，划出部分建筑实行对外开放。

　　在很多发达国家，即使一些景点对外收取门票，但其价格亦是普通民众所能承受的，而为了给低收入人群创造与“世遗”接触的机会，法国卢浮宫等知名景点还开设了“博物馆日”和“文化遗产日”，并在这些日子免费向游人开放。

　　当然不容回避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对这类资源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依靠基金会、企业的资助和志愿者的帮助，而国内企业对公共景区的社会投入却是杯水车薪。加之政府在保护方面的有心无力，保护和开发的悖论便愈发凸显。

　　不过即便这样，“涨价”亦绝非解决这个悖论的有效方式，这不仅是因为中国风景名胜区的门票价格在世界已处于很高的水平，而更因为某些景点涨价前后游客的稳定，早已说明运用价格杠杆调控客流量的理由并非牢不可破。

　　北京涨价要慎重

　　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市的旅游资源在全国亦是首屈一指，不但世界遗产数量占到全国的1/5，其他名胜古迹更是为数众多。与某些仅有一处世界遗产的省市相比，世界遗产在北京发挥旅游资源作用攫取经济价值的作为空间应该更小，这是因为北京对外地游客的吸引并非仅来自于这六处世界遗产，但这并不意味将世界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坐地圈钱”可以变得堂而皇之、名正言顺。

　　事实上，解决保护问题的良方并非没有，而是早已开出。今年7月在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有关专家即提出建议：世界遗产景点内划定相应区域进行分区管理，设立封闭区和旅游区；针对客流过大的问题，限售门票即可为解决之道。而如从保护经费来源这方面讲，亦不必要提高票价，因为世遗景点维护费用会由国家文物保护部门拨付。

　　日前，刚刚发生城墙坍塌事件的平遥县政府宣布，由专门成立的平遥古城管理委员会取代以往的旅游开发机构，对平遥古城进行管理。其实国内其他世界遗产景区的保护大部分也是由专门的综合管理机构管理，并非纯粹的商业开发机构，但是“管理”的效果却是大相径庭。

　　由此看来，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当然，如果某些“有关部门”执意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话，那么“涨价”亦在所难免，而“保护”二字亦可永久无限制地充当他们手中最为名正言顺的幌子和万能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