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谈入世：我们和世界越来越密不可分

　　本报记者 谭瑞岗 北京报道

　　1965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山雨欲来的飘摇之中，一个小伙子从贵州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毕业后幸运的分到了外经贸部工作。他现在还记得初次面对大城市的无知与尴尬：“在北京第一次喝汽水，我觉得简直像喝毒药一样，但是花一毛钱买的，又怎么能丢掉。还有，单位给新来的大学生办了月票，我以为月票只能乘坐15路公交车上班。那时，为了到北海参观， 我走路走了一个钟头。一个星期后，人家才告诉我，凭这月票在北京处处都可以乘车。”这个新来的大学生叫龙永图。

　　36年后，龙永图的名字在中国媒体上出现的频率丝毫不逊于任何娱乐明星。这位中国入世谈判的第四位首席谈判代表成功的终结了长达15年马拉松式的谈判，推开了世贸组织的大门。从1997年2月出任首席谈判代表以来，龙永图的名字始终与中国入世谈判连在一起，中国人对入关和入世的了解也主要在龙永图这一任上。他的奔波和头上日渐增多的白发记录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艰难和决心。另外其本人兼有学者的渊博、官员的沉稳和新闻记者的敏锐，他不像某些官员那样言之无物，又不像某些经济学家那样故作高深；他既有快言快语的爽直，又有切中肯綮的清晰。因此当年58岁的龙永图成为2001年中国几百万公务员中知名度最高的官员之一。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三年，对于中国人来说“三”是一个富有意味的数字。三年来，生活在城市的人刚刚习惯了家乐福、沃尔玛这些异国超市，逐渐习惯到外资银行办理理财业务，他们再也不会干花20多万去买一部桑塔纳这样的事情。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也在努力去了解为什么他们今年的卖粮收入会和美国的小麦价格有关。今后这样的改变还将越来越多。三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了25%，进出口总额则奇迹般地翻了一番。

　　如果说物质的变化只是表层的话，入世三年以来，中国人的观念变化更为深远。今天，中国政府官员强调规则、注重权利的意识在增强；中国企业家更加坦然地应对国际贸易争端，开始主动适应并熟练运用国际贸易规则；更多的老百姓逐渐学会以平静、务实和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急剧变化、充满竞争的世界。

　　在中国迎来入世三周年之际，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11月9日高度评价了中国入世后的表现。他说，中国认真遵守了它在入世时做出的承诺，取得了“巨大成功”，“我要给中国打一个高分” 。

　　我们越来越和这个世界密不可分。

　　三年来，WTO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中国，它还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为了对世贸所带来的国际贸易规则影响下的中国社会三年来的变化做一个梳理，考察未来中国在世贸框架下继续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景与将会遇到的问题作一番展望，《经济观察报》独家专访了龙永图。从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到非官方的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不管在朝还是在野，关于WTO，龙永图会说些什么是我们最关注的。

　　访谈

　　经济观察报：三年前，有人认为加入世贸最重要的意义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入了一个巨大的外在推动力，使这一进程加速前行且难以逆转。根据三年的实践，您对这一说法有何评价？

　　龙永图：我是赞成这种说法的，这就是中央曾明确提出的以开放促改革。中国加入WTO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中国加入WTO谈判的进程就是一个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这个进程不仅仅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谈判时也没有估计到有这样大的意义。当年中央提出这是中国为了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做出的一个战略性的决策，所以它的意义不是局部的，也不是短期的。

　　中国入世的很多影响力都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履行入世协议只局限在履行入世的一些具体承诺上，那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就太小了。但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善于举一反三，所以把有关贸易规则的透明度原则推广到经济行为和政府行为上来。这种举一反三使得加入世贸对中国社会具有了更大的推动力。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政府利用入世的契机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政府把一个贸易行为变成了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三年来入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超过了我当时的预期，也超过了国际社会的预期。我们参加谈判的人当时也没想到它的影响会有这么大，我们觉得只是在谈一个贸易协定。

　　经济观察报：三年来，加入WTO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社会？

　　龙永图：虽然中国加入WTO是一个贸易行为，但是它给中国的体制改革带来了很多深刻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在WTO议定书上承诺在贸易政策方面要实行透明的原则，这个原则对于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贸易、经济、投资环境有很深刻的影响。中国入世以后为什么吸引了那么多投资，就是因为我们的政策透明了许多。我们花了两年的功夫大量清理对外经济贸易法律法规，成百上千啊，废除了很多以前的内部文件，关于内部文件的规定在当时入世谈判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一条。这些内部文件只有一部分企业知道，好多国内企业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外资企业。后来我们决定除了涉及国家机密以外的一切对外经济贸易法律法规都对外公布。而且有两条很刚性的承诺：不公布的就不能执行，要执行的就必须公布。这就改变了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基本观念。现在我们的法律比过去透明、稳定、可预见，这对投资者的长期决策有了帮助，也使得中国的经济环境、商业环境和吸引外资的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

　　政策透明不仅影响经济领域，也进入到社会领域。去年非典时期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透明的问题。不论是疑似病例数还是确诊病例数都公布，中国从来没有在社会问题上这么透明，这种做法在国际上赢得了很高的赞誉。现在这个政策又进入到政治领域，比如政务公开、阳光政策。由于入世而引进的“透明”的观念带来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

　　龙永图：可以说视野更加开阔了一点，更多的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来看待问题。这样，有时候讲的话不符合国内某些人的想法。我现在经常参加国际会议，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官员有了更多的接触，我想能把他们的观点自己消化消化，传达给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同仁也是件好事。比如说对中国某些产业赢家通吃的看法，有很多国际组织的官员都这样对我说，因为这些行业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竞争力的行业，我们也要考虑他们的利益。当然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说这样无可厚非，但是从树立中国遵守规则、负责任、开放的形象来说，从中国出口的有序和长远利益来说，在竞争的同时也该有些协调。

　　国民待遇的原则也是我们在入世时承诺的，它的意思是不论对待本国企业、外国企业，本国产品、外国产品都一视同仁，非歧视原则。这就提出了更加深刻的问题即怎样对待民营企业的问题。因为民营企业长期在银行贷款、土地使用、进入一些敏感行业的市场准入方面确实有被歧视的状况。其实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平等竞争，现在大家讨论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其实也是一种观念的变化。“对外开放首先要对内开放”也是国民待遇原则，否则就造成某个领域内的垄断。这些在入世时承诺的重要原则不仅是贸易规则，而且是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则，对中国有着战略性的影响。

　　经济观察报：您提到过，中国入世谈判前期存在争取到更多保护就是更大“胜利”的思维，但到谈判后期逐渐认识到保护不是越多越好，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对于中国不是让步，而是进步，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前提，15年谈判中你们经历了观念的改变。据您三年的观察，加入世贸组织怎样改变了中国政府官员、企业家、老百姓的观念？

　　龙永图：三年来，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更加熟悉国际上的一些规则，比如最惠国待遇原则。一些国际化的惯例和规则逐步引入到我们政府官员的头脑中，他们在处理问题时更加国际化，这样对于中国产业国际化具有更大的帮助。对于企业来说，一个重大的改变是他们的法制观念更强了。过去很多事情都是通过关系来解决，上级做做工作，大家找找朋友，而在法制的环境下大家更习惯于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现在反倾销的案子逐渐增多就是这个道理。过去人家一反我们，我们要么选择逃跑，要么不理，要么就想私了，或者找政府协调。现在打官司就行了，事实证明胜诉的也很多。这种法制观念也在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当中，过去中国老百姓一听说谁打官司就觉得不得了了，现在老百姓的观念正逐步变化，认识到在一个法制社会当中用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是一个很正常的手段。加入世贸组织使我们逐渐学会在一套规则的体系下来生活，来处理各种关系。入世对老百姓的观念来说也是影响巨大的，汽车问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入世后受到关税降低的压力，中国的车市一方面大降价一方面大发展，老百姓得的实惠最多。汽车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因此很多人把入世第一年称为“汽车元年”。这生动的说明了一个产业只有开放才能得到更大发展。在开放中老百姓才能得到最大的实惠。

　　经济观察报：中国入世三年来的经济形势也充分说明了入世的助推作用。

　　龙永图：我曾经在法国的一个论坛上提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因时，归纳了三大动力。首先是中国坚持改革；其次是中国内部需求的不断扩大；第三是得力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三年来加入世贸组织推动了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使内需更加旺盛，加强了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如果这三个因素继续存在，中国经济在未来不会出大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在进一步实践世贸承诺方面，中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龙永图：我们除了承诺“透明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之外还承诺了一个很重要的“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原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必须在国内的所有地方统一实施。现在大家都觉得制约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受税收体制和人事体制的限制，省市的行政设置带来了行政障碍。这个问题尽管很复杂，但也必须努力解决，促进统一的中国大市场的形成。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也意识到这种行政障碍的影响，通过推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形成一个个统一的大市场，实现统一的政策实施。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在一些重大的体制层面进行改革，比如行政区的领导政绩考核标准。如果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完全不同地区的领导业绩，每个地区都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不惜实施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损害相邻地区的利益，那就会造成政策统一实施的很多障碍。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也是国外对我们履行入世承诺最不满意的地方，我们要承认在这方面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保护知识产权的执行涉及到千家万户，比如买盗版光盘。很多企业也认为这样会增加自己的竞争成本，这确实有很大的利益在里面。但是不管这个问题有多么困难，也要尽力去贯彻执行。并不是仅仅因为其他国家要求我们这样做，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总是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如果不保护知识产权，我们的技术人员就没有动力来创新。我们所有的企业也没有动力来创造品牌。因此中国企业要走向产业链的高端，就必须大力保护品牌，保护知识产权。这中间存在着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矛盾。

　　经济观察报：入世之后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的碰到一个过去完全陌生的词汇：反倾销。中国企业所遭遇的反倾销案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我们与欧美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中争论的焦点在哪里？

　　龙永图：焦点在于要把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谈判的范围限制在贸易政策的范围之内，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反倾销中的调查标准问题，是贸易规则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不应该把它无限扩大。比如美国提出的汇率自由浮动问题，这实际上已经离开了贸易政策的范围，当年美国在我们的入世谈判时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坚决不同意，指出这不是入世谈判讨论的内容。WTO的很多官员也认同我们的看法，认为美国把这个问题闹大了。当时专门请了IMF的官员来参加谈判，他们当时就说这是IMF管辖的范围，WTO怎么讨论起来了？联合国下属的各个组织对他们各自的管辖范围其实也是很敏感的。因此在IMF的直接干预下，美国也只好放弃了这个问题。现在美国在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中又旧话重提。

　　还比如说劳工标准的问题，虽然和贸易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现在WTO根本没有对此进行谈判更不要说达成协议。因此它超越了世贸组织法律框架的内容，中国不可能对此做出承诺。比如美国还提出国有资产比例问题，这是在世贸谈判中早就解决的问题，不管民营国有的比例是多少，只要统一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就符合WTO的规定。美国甚至还提出来要符合“美国商务部认为适当的一些标准”。以前是把世贸当作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现在更是把市场经济地位当作一个筐了。因此要坚持除了贸易问题一概不谈，否则就离开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

　　经济观察报：三年来您实现了从中国政府官员到国际组织秘书长的转变，新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吗？

　　龙永图：可以说视野更加开阔了一点，更多的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来看待问题。这样，有时候讲的话不符合国内某些人的想法。我现在经常参加国际会议，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官员有了更多的接触，我想能把他们的观点自己消化消化，传达给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同仁也是件好事。比如说对中国某些产业赢家通吃的看法，有很多国际组织的官员都这样对我说，因为这些行业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竞争力的行业，我们也要考虑他们的利益。当然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说这样无可厚非，但是从树立中国遵守规则、负责任、开放的形象来说，从中国出口的有序和长远利益来说，在竞争的同时也该有些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