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驻华参赞：布什对华贸易政策改变可能性小

　　第一财经日报专访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王晓岷 解读“布什对华新政”

　　美国国务院官员宣布国务卿鲍威尔已经决定辞职。美国教育部长佩齐、农业部长维尼曼和能源部长斯潘塞.亚伯拉罕也递交了辞呈。这是继9日美国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和商务部长唐.埃文斯双双正式辞职后，新一届布什政府内阁成员变动的第二波。目前，原布什政府15名内阁成员已有6名“重臣”离去。

　　就新一届布什政府可能的人事变动，经济贸易领域的政策调整，以及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未来可能的走向，18日上午，本报记者专访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经济参赞王晓岷(Robert S. Wang)博士。

　　人事变动：新政府经济官员不会有大变动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理解作为在任的政府官员，你不能就新一届政府的内阁人员变动妄加猜测或评论……

　　王晓岷：我不仅不能妄加猜测或评论，而且我的确不知道谁将担任什么职务。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你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你所了解的这方面的最新状况和基本信息？说你能够谈的就可以。我们主要想请你谈经济领域的关键职位，如美联储主席、贸易代表、商务部长、财政部长、总统特别经济顾问等。

　　王晓岷：好的。我主要说经济领域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今年6月刚刚得到布什总统新的任命。这一职位任期四年，但它不与总统的四年任期同步。所以他如果愿意可以一直工作到2008年而不必被更换。[《第一财经日报》按：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尽管有布什的再次任命，格林斯潘可能会早于这个时间走下美联储舞台，因为他作为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将于2006年1月31日结束。根据法律规定，美联储理事只能效力一个任期，不包括为其前任未完成任期的时间。格林斯潘最初于1987年8月被任命美联储主席，代替前任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完成任期。他本人的理事任期始于1992年2月1日。当然，如果布什不能及时任命继任者，格林斯潘可能要在美联储主席位子上呆上更长时间。如果他的职位可以保持到2006年6月，那么将打破由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保持的任期纪录，后者在1951年4月至1970年1月间担任美联储主席。]而且如你所知，美联储有7位理事，他们的任期是12年，所以他们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有变化。其中负责亚洲事务的是戴维.科恩(David Kohn)，他今年9、10月份刚刚访问过中国。

　　至于总统的特别经济顾问们，则主要有斯第芬.弗里德曼(Stephen Friedman)。他领导“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就总体的经济问题，包括外贸和国内经济状况向总统提供建议。至今为止，我们没有他要离开的消息，所以他很可能会留任。此外，我们还有由3人组成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它的主席是格里格.曼曲(Greg Mankiw)，他也为总统提供统计数字和研究报告。在目前阶段，我们的理解是他也将留任。实际上，格林斯潘和曼曲今年9月中旬在华盛顿的中美经贸联席会议上会见了周小川和刘明康。

　　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听说美国贸易代表会有任何变化。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是佐立克会留任。大多数官员认为他确实想留任，因为他对多哈回合谈判很感兴趣，他希望继续而且完成它，如果可能的话。

　　至于商务部长的继任人选，我个人没有听说过任何处于领先地位的明显的候选人。当然，在商务部，有一位格兰特.艾尔多那斯(Grant Aldonas)先生。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和副部长马秀红等人对他都很熟悉。他现在是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曾多次来到中国。他的名字在一些有关经济的内阁级别的高层职务(候选名单)中相当频繁的出现。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人，我对他相当熟悉。

　　(现任)财政部长，如你所知，是最近任命的。我听说有人想要那个职位，但从未听说他在考虑辞职。他是奥尼尔离职后刚被任命的，所以他很有可能留任。

　　至于能源部长、运输部长、劳工部长，我都没有听说什么消息。你知道，我们在北京工作的人，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了解华盛顿发生的事情。

　　第一财经日报：你上次去华盛顿是什么时候？

　　王晓岷：我刚刚从华盛顿回来。我是上周六(13日)回来的，在美国呆了4周。我想另外补充，我所供职的国务院也扮演重要的经济角色，例如，我们使馆有一个30人的经济处，规模大于商务处。所以与中国外交部不同，我们有很强的经济事务职能。我们有一个专管经济事务的副部长艾伦.拉尔森(Allan Larson), 他刚刚访问过中国，会见过回良玉副总理。你知道，鲍威尔和阿米蒂奇都离开了国务院，但在经济方面艾伦.拉尔森还在，而且我想还会呆一段时间。

　　第一财经日报：我很高兴你提到了鲍威尔的事，你是否认为赖斯会给国务院带来任何改变，特别是在你刚提到的经济领域?

　　王晓岷：我想很可能不会。她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和军事，所以我猜想是她不会带着很多关于改变经济的想法来到国务院。

　　对华贸易政策走向：改变的可能性更小而不是更大

　　第一财经日报：你是否认为新一届布什政府会在一些方面改变其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王晓岷：我不认为会有很重要的改变。因为我已在外交部门20年了，很多时候都是和中国有关的。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香港处理中国事务，1994-1997年在上海，过去3年在北京。我所注意到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中国贸易政策的一贯性。它是战略性的政策，而战略性的政策一般是改变不大的。实际上，当我查看10年前我们在文件上写明的目标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和现在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可能地打开中国市场，允许有竞争优势的美国公司进入，尽可能促进美国的出口，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让美国投资者进入。所以，总体的战略目标我想不会在新一届政府下有显著的改变。特别是因为这是同一个政府。如果你的问题是假设克里当选，会不会有改变，我的回答可能会有不同。我可能会说，在最初一段时间，新的克里政府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因为民主党，特别是约翰.爱德华滋，一般被看作是在某种程度上更保护美国产业和劳工。而布什政府则一般被视为更支持美国企业，他们更愿意来华投资，愿意和中国有好的关系。我不是在表示支持某个人或另一个人，我确实投了票，但我既不是民主党人也不是共和党人。我只是在说，因为布什获胜，贸易政策改变的可能性更小而不是更大了。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7日的一份新闻稿称，“采取(美国贸易法案)301条款下的行动目前无助于美国政府继续中国汇率问题的工作。”这是不是一个信号，表示美国将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此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

　　王晓岷：不。我近来就这个问题做了很多工作，我对它更为熟悉。首先，过去有在媒体中工作的人士使用“施加压力”这个词语，我不想就此进行争辩，但过去斯诺部长和其他人来华的时候，我们曾敦促、强烈鼓励中国采取步骤，尽快朝着更灵活的和基于市场的汇率体系迈进。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我们也很可能会在新一届政府中继续这样做。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是，我们首先不是在为了增大美国的出口或者类似的目的而敦促中国将人民币重估。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以及所有我们谈到的经济顾问们相信，一个灵活的汇率体系在目前的世界里，可以增加全球贸易体系的效率，不仅对于美国，而且对于中国都是如此。因为如果汇率不由市场决定，那么它就会有时过高有时过低。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汇率过低，这意味着中国的消费者在为进口商品付出过高的代价。当然，这也与美国有些人的法律请求有一定关系，他们说中国是在有意压低币值以促进出口。如果中国允许币值基于市场，那么这样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我们就可以向这些提出法律请求的人说，中国的汇率是基于市场的，你们不能指控他们操纵汇率。只要中国保留固定汇率，你就不能这么告诉别人。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应如何正确解读我刚才提及的新闻稿呢?它是不是表明按照你们目前的评估，中国政府没有故意操纵汇率？

　　王晓岷：我不会走那么远。那份新闻稿只是说，我们在鼓励中国采用一个更基于市场的汇率体系，而我们相信鼓励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制裁，而是通过继续合作，帮助中国为向基于市场的汇率体系过渡做准备。强行实施301条款下的制裁不是鼓励事情向那一方向发展的正确方式。

　　第一财经日报：但如果你们的判断是中国政府在故意操纵汇率，那么制裁就合理了啊？

　　王晓岷：我想正确的解读是我们不就中国政府是否在故意操纵汇率进行评论。换句话说，如果有人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的官方回答和我的回答将是，我们不知道。考虑到中国的整体贸易平衡，情况是不清楚的。我们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是在操纵。如果我们完全确信如此，我们可能会支持制裁。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第一财经日报：有分析人员指出，预算赤字的问题可能是新一届布什政府在经济领域面临的最大问题。你认为中国政府是否在解决与之有关的美中贸易赤字上做了足够的努力？

　　王晓岷：从我的角度，简单的回答是，没有。有几个原因，一是按我们的统计，我们与中国的贸易赤字有1300亿美元，中国的统计要低，大约为400亿美元。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两种统计数字都是错的。我看它在中间什么地方，这是由于香港以及如何计算的问题。但是，双方都同意，包括温家宝总理，我们不就统计数字争辩，数字是很高的。所以对你的问题的回答，从表面上讲，或者说初步的回答是没有，至少从我们的角度而言。我理解中国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在竭尽全力做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我们派人去美国购买粮食，购买飞机，等等。而我会说，中国在做一些事情，她不是什么都没做，但她做得不够。所有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比WTO承诺下的更多的开放市场。WTO只将中国的市场大门打开了1/4。如果中国真的想抹去中美贸易中的顺差，她所需要做的就是完全开放其服务业、技术和其他领域的市场。

　　第一财经日报：前美国贸易代表坎特不久前说美国由于中国流失了170万份工作。美国政府的数字是多少？你如何看此事？

　　王晓岷：我没有任何工作流失的数字。我想在总统竞选期间，有些行业协会使用过270万的数字。我没有见过能够证实这些数字直接与中国有关的研究报告。显然工作的确流失了。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我不十分肯定。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在国务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其他政府机构中，都有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员在工作，你真的是在向美国公众说政府在此事上了无头绪吗？

　　王晓岷：我不会说我们了无头绪。我们有的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一份工作失掉了，但你怎么能说它流失到中国了呢?你必须做一系列假设。所有的经济研究都包括很多假设。当我看这些报告时，我不是很满意。

　　第一财经日报：你们粗略的估计是多少？

　　王晓岷：我不知道。我没有亲自去做研究，因为那是非常复杂的研究。但在我们确实有工作流失到中国的制造业，他们说有270万份工作在过去2-3年流失。在此我要说我不想错误地准确，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这些数字。我的猜测是很可能270万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于制造商移到中国或中国出口产品使很多制造公司如纺织品和家具商倒闭。但其中多少确实是因中国导致的呢？因为其他国家也有影响，如印尼、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如果你一定要一个数字，我会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政府是否曾致力于得出一个相对准确如果不是完全准确的数字呢？

　　王晓岷：我见过美国统计局有大约50-100万的统计。

　　第一财经日报：是因为中国流失的吗?

　　王晓岷：是。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么看这个数字？

　　王晓岷：我想那是可能的。但我不十分重视这样的数字。因为它对我的工作没有影响。即使没有工作流失的问题，我的工作仍然是加大我们进入中国市场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