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王义伟
在入世三周年到来之前，世贸组织总干事素帕猜高度评价了中国的表现，认为中国认真遵守了自己的承诺，政府透明度逐年增加，为外国企业提供了进入中国的更好的条件。“我要给中国打一个高分”，他说。
素帕猜先生的评价让我们感到欣慰，但这并不能代表全部。作为世贸组织的最高首脑、作为一个外国人，素帕猜先生最关注的当然是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表现。而对于中国企业、中国人来说，入世并非仅仅是兑现对外开放、降低关税的承诺。
三年内，我们所看到、感受到更多的，是中国政府、中国的行业中介、中国企业自身正处在一个艰难而又复杂的转型之中。这才是入世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的变化。
政府：稳健转型
中国在入世进程的谈判十分艰巨，许多事情至今仍未公开。
谈判期间，除了谈判的时间被新闻媒体披露，其他有关谈判的具体进展、谈判的内容、与相关世贸成员达成协议的文本，均没有对外公布；不但普通百姓不知道，连一些政府部门也不知道，研究世贸组织的专家学者也知之甚少。可以说，整个谈判过程成了神秘的谈判。
如果说谈判过程中，出于某种需要或规则对公众保密，尚有道理可讲的话，在谈判结束之后，社会各界翘首以盼的入世法律文件迟迟不能出台，明显地工作滞后，也缺少透明性。
2001年9月，所有入世谈判结束；2001年11月，中国被批准入世；一个月后，中国自动成为世贸成员。
入世是1999年到2001年期间最大的热门话题，公众期盼早日看到完整的入世法律文件。但是，2001年9月份谈判结束之后，文件没有出台；11月中国被批准入世，文件还是没有露面；等到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成员了，当时的外贸主管部门在其网站上公布的竟然是英文版本。在此期间，一家上海的知名出版社出版了入世文件的中文译本，又被外贸主管部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挑出译文中的毛病，并在北京媒体上进行公开的批评。
如此明显的动作，终于招致指责。有媒体认为入世文件的出版可以带来5亿元的利润，有关部门一再推托，是不可理解的。
3年过去了，同样是面对入世法律文件，情况已经有所变化。
开放直销是入世法律文件承诺的。今年9月10日，商务部在厦门牵头组织了一次立法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最大的新闻点，就是第一次邀请部分中国企业参与，并向与会者公开了直销法规的草案。
从捂住不放，到主动邀请国内企业参与立法座谈，短短3年，国家贸易主管部门在对待入世法律文件的态度上发生了的变化。虽然这样的变化离公众所要求的彻底开放尚有一段距离，但是凭心而论，在计划经济大背景下运行了几十年的政府部门，能够有这样的转变，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的转型，是缓慢的，当然也是稳健的。
中介：尚未到位
如果说政府的转型是艰难而缓慢的，作为中介的行业协会的转型，也显得非常迟缓。
入世带给中国的最大变化，是政府的管理职能发生变化，一些权力或者放弃、或者下放给企业、或者转移给行业协会。因此，入世之后政府管理职能淡化之际，正是行业协会崛起之时。
理论上讲，中国的行业协会，应该有高度的凝聚力和权威性，对内能够加强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秩序，对外能够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权益，促进国际经贸交流。但是，3年下来，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行业协会基本上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
例如：迄今中国已经成为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因此，多年从事反倾销应对工作的原属外经贸部的6个进出口商会频频走上前台，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他们在协助中国企业应对外国反倾销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功劳、苦劳都很多；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应诉过程中，有关行业协会的权威性未能得到相关企业的认可，有的案件应诉过程不断出现状况。
再例如：不久前，本报接到一封来自企业的投诉信件，信中谈到该企业生产的产品，需要申请配额才能出口，在申请过程中遭到了掌管配额的相关行业协会的管制，服务不到位，服务质量低劣。由于害怕受到打击报复，信件没有署名。虽然无法对信件的真伪进行鉴别，但是本报的调查发现，该匿名信中提到的商品，确实仍受到出口配额的管制。而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普通的商品，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出口配额管制。
再例如：这几年出现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不少协会热衷于各种各样的评比，让企业不胜其烦。这些评比当中，有的因为太多太滥丧失权威性，比如不同的协会竟然评出了6个中国瓷都；也有的虽然称得上权威，但是因其浓厚的政府背景招致批评。
总体而言，现在的中国行业协会，大多数仍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窠臼，对残余的权力恋恋不舍，给企业提供的服务又不到位，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能力为企业提供服务，沦为赚钱机器，只要企业给钱，什么都可以作。
可以说，行业协会的转型和崛起，是中国入世以后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而建立一个完备、高效、有公信力的行业协会体系，并非一日之功。
企业：船过水无痕
2000年7月，民营企业海南凯立一纸诉状，将证监会告上法庭。海南凯立成为中国第一家状告证监会的企业，这在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在此前后，中国企业因为感觉到自己遭受不平等待遇而状告政府部门的案件不断发生。就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入世谈判、入世宣传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这些案件的发生本身就说明，许多的中国企业，早就具备了鲜明的市场主体意识。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他们完全适应了市场经济的环境，既不放弃任何发展的机会，也学会了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所以，对企业来说，适应入世后的开放环境，完全不是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入世给企业带来的冲击，远没有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的调控来得猛烈。
因此，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对于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比如入世时间、关税降低的时间等，并没有明显的分水岭的感觉。他们的企业经营状况、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在入世前和入世后，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之所以会有这种船过水无痕的感觉，主要是进出口贸易的特点所致。从出口的角度讲，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基本上不需要对中国进行承诺，因为他们该开放的早已开放，无论是入世前还是入世后，中国产品一如既往销往全球各地；从进口的角度讲，虽然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放开开放范围，但是相比而言，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开放领域已经很宽泛，另一方面关税的降低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很难发生外国产品、外国投资突然之间破门而入、大局占领中国市场的局面。
惟一让人感觉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发生巨大变化的，大概就是2005年纺织品配额的全面取消，但这样的分水岭不是中国对外开放，而是全球的开放。
转瞬之间，入世已经3年。无论是政府、行业中介，还是企业，都在适应入世以后新的形势，其中政府和行业中介需要调整的地方很多。我们是作出了成绩，值得肯定，但是，绝对不能因为这些成绩，尤其是外国人的称赞，而忘记了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政府与中介的功能转型、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使5年的过渡期过去了也不会停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