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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利明 北京报道
1个多月前，交通银行昆明分行更名为交通银行云南分行，称谓变化的背后是其行长的行政级别得以确认，和云南省发改委主任同级——两者均为正厅级。
这就是9月下旬交行进行机构调整的一项主要内容——变省会分行为省分行，并明确
省分行行长为正厅级。
这发生在交行成功完成财务重组并引进汇丰银行成为其第二大股东之后。在其海内外上市紧锣密鼓进行之际，这项重新确认省分行行长行政级别的做法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是在走回头路。
有分析认为，交行旨在为其管理人员提供双保险——经济利益加政治保障。担忧随之出现：当银行家变成官员之后，其推动金融创新的动力会削弱。
正厅级
据了解，9月下旬，交行各省分行所在地的省银监局、央行9大区行以及省会中心支行都收到了由交行董事长蒋超良签发的按省设置分支机构的通知。
根据交行年报，2003年底，其分支机构分为管辖分行、直属分行和辖属分支行三类，其中管辖分行11家并管辖分行下辖44家分支行；此外还有31家总行直属分行。交行并未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
此通知指出，交行成立之初按照经济区划设置分行是为避免地方政府对银行正常经营的干预，如今这已经不太适应现实需要，因此进行机构设置改革，按省设置分行，省分行管辖省内的分支机构。省分行获得与四大国有银行省分行同样的级别——正厅级。
交行新闻处处长宋峰承认，1个多月以前进行了这项机构改革。他称，这并不完全是每个省分行行长都是正厅级干部，而是省分行行政级别是正厅级。
传统上，四大行是按照行政区划来设置分支机构，每省均设省分行，下面再设二级分行(地级市分行)和县支行，并对应有相应行政级别。其省分行行长和总行部门总经理一样，都为在组织部门备案的正厅级干部。
而股份制银行设立分支机构更多考虑经济效益。通常按经济区划来设置，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很少“遍地开花”。其分支机构在银行地位，则按照效益来说话。规模和盈利状况较好的支行可“升级”为分行。这被认为是对国有银行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的一种改进。
通过按省设置分支机构，交行和四大国有银行取得了同样的行政地位——最高行领导为副部级，省分行行长为正厅级。
回头路？
据知，同样在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中行和建行，正在把淡化行政色彩乃至取消行政级别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2002年初，第二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国有银行成为真正的企业之后，取消各级管理层行政级别就成为国有银行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
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对国有银行的“官本位”弊端做了精辟分析：在原来行政级别的激励下，行长可以用贷款作政治交易，换取自己的政治级别，尤其是省分行行长，用多贷款的同时制造不良贷款来换取一个副省长或人大副主任。
可以说，中行和建行正在进行的股份制改造的核心就是取消“官本位”。
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有一句名言：中行股改上市后，全行的体制和员工的身份就全变了，上到行长，下到员工，全部成为打工者。中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张予东称，新的职位体系框架打破了原先的“官本位”思路，干部的行政级别被取消，并打破了干部任用终身制。
建行有关负责人认为，实行员工内部等级管理制度之后，行政级别被淡化了，内部等级与社会上其他单位的级别包括政府级别均没有对应关系，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基础被加强了；同时，建行的人事管理不再套用行政事业单位管理模式，不再区分干部、工人身份；担任管理岗位职务的员工，称为领导人员。
就在中行和建行在淡化乃至取消行政级别的时候，交行的做法让人变得疑惑。“中行和建行也没有说取消行政级别，只是叫法变了而已。”交行的一位人士认为。
双保险？
交行的如是做法在业内引起了反弹。
尽管交行提供的信息显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是其4名独立董事之一，但夏斌并没有向记者肯定这一身份。他对于交行省分行定为正厅级的做法很不理解，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如果我是交行的独立董事的话，我一定会反对这种做法。”夏斌称。
作为交行第二大股东，汇丰银行中国区新闻发言人张丹丹称不清楚此情况，并表示需进一步了解情况才能做出回答。
“我不相信交行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一位国际投行的董事总经理甚至不相信交行会有如此做法。他表示，需等到他了解具体情况之后，才能就此事对交行海外上市的影响做出判断。
在此次调整的动因上，交行给出的理由是“原有的机构设置不太适应现实需要”。
一位金融界的资深人士认为，交行的说法其实很牵强。在他看来，商业银行本就不该按照行政区划来设置分支机构，而应该按照经济区划来进行分支机构的管辖。
交行为省分行确定行政级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交行通过这一举措也许是为其干部提供了双保险——经济利益加政治保障。
上述金融界资深人士认为，交行的出发点其实不错，但带来的却可能是分支行负责人不会完全考虑怎么赚钱，尤其是风险最小下赚更多的钱，而是考虑如何获得上级的好感和认同，保住自己的“级别”，“这不是一种市场化的做法”。
某股份制银行一位中层甚至认为，这种做法说明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已经出现了“走回头路”的思潮，不是鼓励商业银行和银行家进行创新，而是为银行的管理人员提供更多的保险，不仅是经济上的保险，还有政治上的保险。他举了一个例子，某股份制银行的一位副行长，宁愿放弃其职位和高薪而愿意到某国有银行省分行当行长，尽管物质待遇要低得多，但却能够提供政治上的保险——他不再仅仅是一位银行家，同时也是一位正厅级官员，这种双保险是为银行家留下了政治上的退路，实质上是并不鼓励他们把全部精力用于金融创新。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认为，按照这种思路进行股改是换汤不换药。他分析，从交行内部人的利益角度来讲，交行确定行政级别的这种做法是有理由的——确定了行政级别之后，那些省分行的行长们除了能够获得职业经理人的商业待遇之外，还获得了政治利益，何乐而不为？当然，从股份制改革所要求实现的商业银行按照市场规则运作来看，这显然是需要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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