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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民工对苛刻的世界工厂说不的时候，我们应当作何打算？
文/沈建民
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在2004年初说，过去的世界工厂之所以从日本转移到四小龙以及泰国等亚洲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是有限的，而中国的劳动大军有9亿农民做
后备队伍，人力资源之丰富几乎是“无限的”。
陈的观点，在民工荒爆发之前是很有代表性的。但当农民工对苛刻的世界工厂说不的时候，则又当如何？
埃曼努尔·雷诺德认为，如果把中国这座世界工厂比作金字塔，那么劳工就是这座金字塔的塔基。在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人们习惯性地抬眼看问题，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塔尖的辉煌，但现在有关民工荒的讨论，让中国开始意识到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同等重要性。在中国经济所处的由无氧冲刺向有氧长跑的过渡期，有关这个讨论的重要性还在不断升级。
多数人回顾历史时认为，是19世纪末的铁路兴建热潮促成了美国经济的崛起，但持不同观点的人认为，真正赋予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是两位制度建设者——银行家约翰·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和1901年上台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前者提出，银行应该只给那些有品格的人提供贷款，从而建立起美国金融界的信誉。后者则以“托拉斯的破坏者”而闻名，严厉禁止大企业操纵市场，要求大企业给人民公平的交易。
中国也在面临类似的社会保障制度重建的过程。刘开明认为，要解决民工荒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拿出实现公平的勇气。农民工一直是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是，农民工权益在社会体制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这表现为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合理。过去一年中，中国财政用于城市工人下岗再就业的资金为2亿元，但是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一分钱用于农民工。
这些观点没错。但真理往前再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了，尤其是在我们所处的国际经贸环境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虽然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科技、品牌以及管理模式变革的力量，使得产业结构调整的方程式愈趋复杂，但简单地看，制造基地一定会向人力资源成本相对低廉的地区转移。不愿承认这个观点的人，恐怕也无法面对中国目前的现实：跨国公司在把采购中心迁到中国的同时，怀揣的账本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国的工资水平只相当于美国、日本的5%，墨西哥、匈牙利的1/3。
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增加就业机会与抑制通货膨胀一直是政府的两大核心课题。中国在中低档产品方面强大的制造能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现存国际生产能力的替代，由此引发的反弹恐怕只会日甚一日、不容轻视。在非洲的塞内加尔甚至次发达的西班牙，已经开始出现排挤华商的恶性事件。而美欧发达国家的招数则主要有二，一是打汇率牌逼使货币升值，一是打劳工或社会责任牌抬高工资成本，就像美国当年对付经济腾飞期的日本一样。如此这般双管齐下把你整体经济的成本迅速抬升上去，你的竞争力自然也就下来了。而今天中国应对此类高成本冲击的能力，尚远远不及当年如日中天的日本，如果不幸中招，世界工厂的声名恐怕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当效率和公平碰撞到一起的时候，问题将会变得高度复杂化。在讨论民工荒这类敏感课题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这个问题高度复杂，难以找到一个简单易行的答案。相形之下，干春晖的思考可能更具建设性。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旧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本质出路，而地区间的产业梯度转移也许是从根子上解决民工荒的一个趋势。不过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还没有达到瓜熟蒂落的程度，劳动力成本也只是制造业成本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产业梯度转移的周期将比较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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