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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 魏睿
【新闻背景】
最近，经中共浙江省委同意，浙江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瑞安新干部选拔制度，以规范干部任用的初始提名程序。
2002年8月，瑞安市委推出“民主提名”制度，先后在水利局局长和仙降镇镇党委书记等多个岗位试行。2003年4月，市委出台《民主提名考察对象人选实施办法》，并结合上半年市政府部门换届工作，对25个部门重点管理岗位实行民主提名，使这项制度得到了全面实践。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瑞安干部的提名权改革是一项典型的政府创新活动，体现了瑞安政府“给自己降价，力争做便宜政府”的努力方向，是政府执政能力强的有力证明。
节约腐败的“交易费用”
相对于民主而言，独裁的确可以节约交易费用。雇主为何不在征求了每个雇员的意见后制定上下班时间，学校为何不在征集了每位学生的意见后制定课程表，国家为何不在全民民主的体制下制定法律？其原因就在于采用民主的交易费用太高。
在“一言堂”体制下，只要领导拍拍脑袋，新任干部的名单就定下来了，比“民主提名”简单得多。如此看来，瑞安政府的改革似乎增加了干部选拔的交易费用，是一套比较昂贵的选拔体制。那么，瑞安政府为何“舍贱求贵”呢？常见的回答是，虽然改革增加了选拔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但在新的体制下，任命的官员素质高，能够为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使政府获得更多的民众认可，收益大于成本。
其实，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民主提名制度并没有增加选拔的费用，反而大大降低了选拔的成本。旧体制下，组织部和市委书记的权力运作空间很大，个人观点和意图可以起着决定性作用且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很难制约。这种制度的直接行为导向是官员们纷纷走后门、拉关系，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新体制下，提名环节民主化、规范化，使“走后门”的交易空间荡然无存。走关系行贿少了，官员们转而开始竞争政绩。行贿是一种内耗性的行为，丝毫没有社会效应；而政绩使一种生产性的标准，会产生社会效应，新制度的收益可见一斑。
降低考核成本，节约信息费用
考核费用是常常被忽略的、为交易达成而必须支付的成本中的一种。人们只有在意识到他所得比所付的价值更多的时候才会进行交易，所以人们必须对交易物的品质进行考核。广义上讲，政府任命官员也是一种交易，政府要购买的是官员的能力，所以要对官员的素质进行考核。然而考核并不是免费的，因为要为出错付价；之所以会出错，归根结底是因为信息费用的存在。
旧体制下，即使我们假设有一个秉公办事的市委书记，真心实意要推荐一个好的官员，但他能否成功呢？
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书记再英明也不能避免考核出错。减少错误的唯一方法是尽量多的搜索官员的信息，然而获取信息的费用是十分高昂的，可能远远超出出错的代价。在“民主提名”制度下，考核官员的信息费用被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分散掉了，大大节约了获取信息的费用。如何获取信息可以衡量执政能力的高低，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获取信息费用的高低和政府执政能力的强弱。之所以说瑞安市政府的执政能力强，关键在于它不自觉的利用了经济学原理，选择了一套成本低廉的获取信息的机制，使得整个政府的运作机制变得便宜起来。
价格决定行为
经济学往往将分析重点放在“什么决定价格”上，却很少讨论“价格决定了什么”，而后者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前者。价格是人们行为的游戏规则，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导向。在领导提名的干部选拔体制下，官员靠业绩来获取晋升机会的代价十分巨大，“走后门”反而更见成效。只要搞定一把手，就能升迁发财，拉关系行贿成了不言自明的“潜规则”。在“民主提名”制度下，官员搞定一把手固然可以保证被提名，但更重要的是全体委员会的提名。靠走后门来买通所有投票人的成本显然高于靠政绩获取选票的成本，比较起来，还是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比较实在，官员搞好政绩的激励大大提升。
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价格，进而有不同的行为导向。人总是在约束下活动的，这就意味着价格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旧体制下，选择行贿的成本低，收益明显，腐败之风盛行；新体制下，拼政绩的成本低，效益高，人们纷纷讲政绩、比贡献。可见，改革过程中，政府不仅需要考虑制度变迁的成本，更要考虑新制度的价格体制下，人们的行为导向以及相应的社会成本。“价格决定什么”比“什么决定价格”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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