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队分家产：城市化进程中绕不过的坎

　　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城市化进程调查之二

　　本报记者 谢闻南 支斌 尚志新

　　原来绿油油的农田被高楼大厦和宽大的马路替代后，原有的组织农民经营土地的生产队就自然解体了。组织解体了，集体资产就必然要分配，怎么分？这是城市化进程中无法回 避的难题。

　　为了解决这道难题，北京市1985年9月、1999年12月分别出台了《关于征地撤队后集体资产的处理意见》(京农69号)和《北京市撤制村队集体资产处置办法》(京政办发〈1992〉92号)，规定了集体资产处置的原则。撤制村队成立了由乡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工作人员、村队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等参加的资产处理小组。高碑店乡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站长韩大增就参加、指导了八里庄村南四队社员分配家底和北四队集体资产遗留问题处理的具体过程。

　　公开平等分家底 实现99%满意

　　有了规定就有章可循了，成立了资产处理小组可以开展工作了，但是，具体运作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韩大增向记者介绍说，1995年征地撤队后，按照国家政策，农转居人员要么选择要工作，要么选择给3万元自谋职业，简称自谋，大部分是后者。但不是说集体从此跟他们拜拜了，而是要把历年的积累即家底分下去，作为解决农转居人员生活出路的扶助措施。

　　韩大增主管过南四队分家底工作。他说，这四个生产队既无资产又无债权债务。因为八里庄村经济管理体制比较特殊，从合作化时起就采取“半大队”核算制，即大队集中管理固定资产、资金、土地及劳动力，生产队只是组织生产，每年收益按生产队单独核算。

　　分家底就是以社员的劳动年限为基数，劳动时间长的多拿，劳动时间短的少拿。因此关键是统计劳动年限，很艰巨，出了不少麻烦。从56年到90年以前的劳动档案都不全了，在仓库里跟乱纸堆似的，很难找，当时每年结算完基本就没用了，谁想到还有今天作为测算他劳动年限的基数。所以当时成立了评议小组，由现任干部、老干部、老党员、老社员组成，他们说了算。劳动年限你报30年，评议小组就来评议你是否是30年。我记得，最长的有42年，1956到1998年。

　　还有一个就是清查家底、资金，哪些该分哪些不该分，按照政策划出来。我们成立了财务清理小组进行帐目核算，由原来的生产财会人员再加上一些群众代表组成。把帐面有的查实，剩下没有的找评议组，让大家提意见，搞一个信箱，老百姓认为不对的，我们再复议核实。结果不能说一个不错，基本可以了。

　　最后就是做适当的补偿。经高碑店乡撤队领导小组汇同八里庄村撤队领导小组共同对陈家林、慈云寺、康家沟、熏皮厂四个生产队历年经营状况、提取上交各项基金等的清查、核实，并对社员的劳动年数认真统计审核，提出了南四队社员家底分配意见。即分给社员生产基金、生活储备金、公益金；地铁复八线、东四环路占地青苗补偿费、地上物补贴、乡村办企业占用土地补贴、生产队历年结余未分配利润；返还社员股金等。

　　八里庄社区张宝清主任表示，账好算，明摆着的，差不多经历了一年时间，在生产队三榜公布定案，2000年12月我们向朝阳区农委、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上报了八里庄村关于南四队撤队资产处理的请示报告，整个来讲分了8800万元，社员平均分配每年1600到1800元左右，每个人再按劳动年限乘以这个数，得到的钱比国家安置费多多了，最高的一个人拿了七八万块钱，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很满意。

　　家底薄 攀比重 矛盾大

　　据韩大增介绍，北四队一听南四队社员拿了那么多钱很有意见。北四队撤销时除了居民区生产队是1986年后撤的出现问题外，其他三个队转居、转工时没有任何要求就走了，挺高兴，因为那时感觉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享受城市居民待遇是件美事儿，不知道还应该补偿。1978年、1981年、1985年白家庄、小庄、道家坟三个生产队撤销时还没有政策，居民区生产队也就是红领巾公园这块撤队的时候，撤队处理资产的69号文件已出，所以一部分人要求分家底，跟南四队平均分，分得一样多。

　　他对记者说，南四队集体资产处理的事完成后我就被派去解决北四队早期撤队遗留问题，经区政府批准，按(85)京农69号文件办理，此项工作从2001年2月在乡党委政府领导下展开。由于北四队撤队时间早，至今已经过去18-26年，当时集体经济实力并不雄厚，可分配给社员的家底很少。

　　作为高碑店乡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站长，韩大增分析表述了北四队与南四队生产力水平、资产积累和管理体制的情况。北四队撤前所在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白菜一分到一分八一斤卖给国家，就很高了，土地基本没有出租，那会儿八里庄大队一年收入才五、六百万；到了南四队撤队前的九十年代末，集体收入有了很大增长，白菜卖到0.2-0.3元一斤，一亩空地最少一年租5万元，要盖完房子租出一年得10多万元。四个队及队办企业收入就将近一个亿。

　　所以两者的经济收入差距太大了，南四队按前三年总产值的平均数给了，北四队照此分配就低了，原北四队社员误认为属于大队级核算，南四队分家底是大队出的钱，北四队也应该分一样多的钱，对这次家底分配的期望值过高，少数人组织大批群众多次到市、区、乡政府和村委会上访。

　　当时 大队的答复是两条：一是生产队是独立核算，自己有账。虽然大队管着资金，年终大队按照各生产队的总收入减去总开支，剩余部分该分多少就分多少。政策要求必须分配的报经上级批准，不能自己想分多少就分多少，每年都要审核，大队审一回，乡里审一回，区政府还要审一回。二是重点工程占地是按国家测量的面积补偿。

　　最后，市、区政府组织联合调查组，经过几次查实后都认为我们做得合理，当场宣布北四队就是独立核算。当时来的政府代表有区长助理和区经营管理站站长。这个问题就算基本定局了。

　　实事求是 程序民主 矛盾破解

　　韩大增向记者表示，从北四队历史账面上看确实没有多少积累，但是为了安定团结政府允许我们适当放宽一下：一，大队占用北四队土地盖的厂房给补偿。按撤队的那年往后数三年的最高亩产值，也就是1986、1985、1984这三年取最高亩产值，因为当时是菜田，最高800元。

　　二、大队统一管理资金，有些钱大队当年没给北四队分净，国家占地的钱也没分净，因为当时不知道撤队。这些钱大队用来发展生产了，应该给资金占用费。

　　于是每年按照10%资金占用费的比例给他们翻倍算，这个方案在政策上没有规定，是八里庄村党总支和乡党委一起研究，认为这样做比较合适，让大家心里好受一点。还有，当年北四队撤队时，有些生产物资没有处理，比如说存的一些家禽，人走了，都拉到南四队去了，这些都再加上。另外就是国家征地补偿的钱都交给大队，有的分配了，有的没有，那么现在按照政策，那些该分的再分下去，等等。

　　我们还有个民主程序，不能领导说了就算。他们撤队了，搬到什么地方都有，只能选代表来谈，一个队选出10个代表，协商了大概六、七轮。把所有文件都调出来，政策给的是什么，国家给补偿的是什么？哪些是可分的，哪些是不可分的？有理有据地提出来。

　　张宝清主任说，经区、乡政府领导耐心、细致地宣传政策，面对面地解答群众问题，村总支抽调干部成立专项工作组，认真查找历史档案和进行外调，同时召开前几任大队主要领导干部座谈会，征求意见，实事求是地解决北四队历史遗留下来的经济、土地、劳动年限等问题。经多次与原生产大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商谈分配方案，最终取得了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共识，到2001年11月份完成了核实家底和分配方案，分了110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