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代价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1月09日 07:43 中国经济时报

　　——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城市化进程调查之一

　　-本报记者谢闻南支斌尚志新

　　近日，事关首都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纲要》修编完成，11月将向国务院报批。其创新的核心内容是强化沿顺义、通州东南指向廊坊和天津的“

东部发展带”，重点发展新城建设；整合“西部生态带”，在西部地区建立生态型高新环保产业。由此，北京郊区城市化进程无疑将大大加快。

　　京通快速路、地铁复八线——八通城铁线与东四环交汇处的八里庄地区正是“东部发展带”北京新城建设的出发点。每天上下班时间可以看到，有数万人在这个位于北京市东南的交通大枢纽——八里庄辖区四惠站换乘公交、长途汽车、城铁、地铁，人流如潮，蔚为壮观。而处于北京中央商务区延长线上的京通快速路、八通城铁线、通惠河两侧，楼盘如雨后春笋一般栉次鳞比，显示出新北京向东南挺进、欲与天津握手的战略态势。

　　然而这个奠定了新北京向东发展基础的战略节点地区十年前还是一片农村、农田——八里庄村，属于八里庄大队，西边到西大望路，东边到华润饭店，南边到通惠河，北边与朝阳路相接。从1995年京通快速路和1998年地铁复八线八王坟车辆段、东四环三个北京市重点工程开始了大规模征地，大批农民转工、转居，据由生产大队转成的八里庄社区统计，工程总占地773.16亩，转工转居总数2921人。

　　八里庄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学富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为了支持国家建设和北京市发展，八里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大多数去自谋职业。他还给出了一组数据：北京市上述三个重点工程征地使农民自谋职业的总人数是1521，转工226人，超转工年龄领退休费的326人，自谋人员占转工转居总数(包括832个儿童、18个残疾人)的52%，除去儿童、残疾人和超转工年龄人员则占到87%。

　　八里庄地区也因此站在了北京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前沿。采访中，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时时刻刻都感觉到，这里的农民为首都建设付出了很大牺牲的同时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当我们欣赏首都壮观、美丽、现代化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这一切是八里庄和其它北京村镇的农民兄弟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换来的。

　　红火的日子

　　为了深入了解八里庄村城市化的历史变迁，记者走访原生产队的一些负责人。高碑店乡八里庄村生产大队有8个生产队，即康家沟、陈家林、慈云寺、熏皮厂四个生产队，简称南四队；白家庄、小庄、道家坟、居民区四个生产队，简称北四队。北四队分别于1978年、1981年、1985年、1986年因国家征地撤销生产队建制，社员全部转工转居，由于1985年以前没有撤队政策，当时集体资产未做处理。

　　八里庄生产大队原总支书记张锡玉、陈家林生产队原书记刘志、慈云寺生产队原书记韩广润、熏皮厂生产队原书记郭秀兰和记者谈起十几年前队里的事、田里的活儿就象是发生在昨天。

　　张锡玉说，2000年南四队按京农(1985)69号文件精神撤队处理集体资产与社员分配问题。南四队生产力水平高，集体积累和社员收入都比较多，1996年和1997年总收入分别达到1.6亿和1.8亿元，每个劳动力年收入都在2.5万元以上，每家一般有100平米的住房和院子，富余劳动力在生产队企业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开办的烤鸭店、塑料厂、民用电器厂、建筑队、汽修厂、家具厂等都很红火，好多农民出租房屋每月就得几百块钱，日子富足，安居乐业。

　　他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南四队1996年和1997年的商饮业、工业和建筑业的收入已位于其工农业总产值的前三位，分别是8231万元、4615万元、982万元和7446万元、7497万元、1092万元，三项收入总和分别占到85%和88%。

　　现任八里庄社区主任的张宝清当时是陈家林生产队书记、队长，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年终分红通知单”给记者看。记者注意到，这份1998年1月10日发的1997年年终分红通知单，上面写着他的收入是27285元。他说，队干部的收入取农民收入的中等水平，当时农民收入近3万元，我把这个“年终分红通知单”一直留作纪念。

　　南四队其他原书记更是显出对原先福利待遇的留恋。据他们介绍，当时参加集体劳动的包括家属都有农村合作医疗，在大队医务室看病报销80%，到市区属医院报销50%；从80年代初开始，实行按照劳动年限享受退休金制度，女55、男60岁每月领取退休金300元。

　　重大的利益牺牲

　　记者在对八里庄村这些退休老干部的采访中感受到农民对土地和田园生活的深深眷恋，然而正象朝阳区陈刚区长今年3月在有关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不以局部、个人意志为转移，是发展的必然。

　　王学富书记介绍说，七八十年代随着国家建设征地，一些农民往东、向外退，如纺织开发公司占1000亩地，我们两个生产队消失了，社员进了纺织厂，属于直接安置。农民转工人，基本都能就业，挺高兴的。九十年代中期三大工程征地相继展开之后，开始部分农民上访较多，主要是由于对政策不理解。我们这里靠土地一年平均挣近3万元，但现在失地、失房、失工作，合作医疗也没了，一次性3万元买断，老百姓一时难以接受。

　　作为生产大队的干部们，我们一个是宣传政策，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讲形势、讲政治、讲政策、讲奉献，告诉农民：京通快速路、地铁复八线、东四环这些北京市重点工程关系到首都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全体北京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大局，是不能也不该阻挡的，自己付出一定代价甚至重大利益的牺牲，也是值得的；另一方面，我们保证，有集体就有你的饭吃，要依靠乡党委、乡政府的支持，发展集体经济，自己动手解决实际困难。那时我们天天开会研究，找人谈话，拿出办法。

　　八里庄社区主任张宝清回忆起了当时的一些情景。1998年的一天，地铁复八线八王坟车辆段征地拆迁政策实施之后，一些群众到地铁指挥部反映问题，那个院子里站满了人，有一部分人上到二楼会议室，大概有二百多。听到消息之后，大队总支书记、副书记、村委会主任，还有四个生产队的书记，包括我，都赶到那儿。市区有关领导也去了给大家讲政策、做工作，与每个生产队选出的5名代表、共20人展开对话。群众代表一是提出安置房太远，二是说没有工作不行。我们几个领导对安置房和国家政策等情况做了说明解释，摆事实、讲道理。

　　但当时不一定都能说得通。所以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上访，在市信访办，有近百人。接到通知后，大队领导到那儿对他们苦口婆心地劝说、解释，有一次到夜里11点。

　　他说，可以理解的是，农民对土地、对集体经济的依赖心理不容易急转过来，每年能够挣两万多元的“土饭碗”彻底打碎了，生产队一下子撤销了，到比较远的安置房去住，交通费、房租和时间成本增加，大多数又要去自谋生路，但他们的就业观念和能力还存在较大问题，而且现实中那么多工人都在下岗需要再就业，他们的就业空间也是很有限的。每一个人后面是一个家庭，有的夫妻两人都拿三万元自谋职业去，未来生活怎么办？这些不仅给农转居、转工人员尤其给我们大队领导班子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于是，我们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宣传教育和模范带头作用，发挥组织的功能，深入到各家各户和工厂车间做工作，但有的人去了他家一两次就不让进门了，还在背地里议论：你说得好听，自己不一定拿了多少好处呢？

　　八里庄大队的干部总共有30来人，他们带头，再加上党员、亲属、朋友，一下搬迁走了一大片。第二天，其他村民也陆续开始搬家，半个月的时间就都完了。我们还帮助搬迁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1998年京通路往北30米以外的快速路一期工程施工造成断水，我们先用运水车送水以解燃眉之急，然后用了三天艰难挖沟几百米，花了20万元，做管线从自来水管道引水，直到1999年京通快速路二期工程开始，剩下的农民也搬走。

　　王学富书记对记者表示，当时对于八里庄大队能做到的是，做好思想稳定工作，按照政策要求，首先分好撤队家底，给农转居人员更多的资金支持，以集体经济的发展支持福利性就业安置，做好技能培训工作，引导他们形成自我谋生、经营的能力，扶上马送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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