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利教改：一个孩子的困惑和一个农业大县的难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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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后继称，在《决定》基础上，监利县委、县政府成立了由12个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 基础教育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和5个专门工作组，发放了2000多份调查问卷，组织了600多人参加的调研专班，在此基础上，监利县教育局形成了初步方案。县委先后5次召开常委会研究改革方案，8易其稿，最终形成了被称为“监发17号文件”的《监利县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施意见》和7份配套文件。

　　2003年10月9日，监利县委、县政府联合下发了这份后来广受争议的文件，文件明确：“鼓励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在我县投资办教育，在学校确有办学利润的前提下，投资者可以取得投资总额10％以内的回报；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收购或租赁现有国有教育资产举办民办教育，收购和租赁的具体办法另行规定；鼓励社会资金通过债转股、新增投资参股等多种形式投资教育，在学校确有利润的前提下，按股分红，鼓励社会力量承办学校后勤服务，承办学校新增的现代教育技术等单个项目的服务。”

　　在这场改革中，监利县各校成立以学校管理委员会、校长、学生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学校管理机构；教师实行全员聘任，按照各校招生人数实行工资划拨；并且对于能改制的中小学则通过公办民助等形式推向市场。

　　至此，监利县教育改革的一条市场化思路初步形成。玉沙小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改制。玉沙小学校长叶祥佳告诉《商务周刊》，改制前，玉沙小学就是县里面的重点小学，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较好，所以很快就吸引来外部投入。在改制中，以前债权人部分转到学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作为投资方。改制后，学校的投资主要来自于当地的金龙房地产公司，该公司投资额300万，在玉沙小学占股40%，学费由原来的一学年400元增加到现在的近1000元。

　　目前，玉沙小学已经成为监利县基础教育改革的样板。像玉沙小学改制成功的学校已经有4所。

　　张道忆认为，改革打破了学校传统所有制结构，扩大了办学主体，实现了多方筹集办学资金，通过“债转股”卸掉了学校沉重的债务负担，政府教育行政管理则变直接的微观管理为间接的宏观监督，进一步加强了学校的市场主体地位。

　　不过，叶祥佳告诉《商务周刊》，由于下面的乡村学校教育基础薄弱，负债过多，很难吸引来外部资金，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改革没有太深的意义。匮乏的教育资金和教师短缺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根本好转。

　　“你可以到赤卫中学、郑家门村小学这些地方看看，那里的债主还是常逼着校长团团转。”叶祥佳说。

　　对于监利县的教育改革，国家教育部基础司司长姜沛华告诉《商务周刊》：“监利县基教改革说到底是财政问题，在财政投入不足时，改变分配方式不能起到本质的作用。”

　　“在任何市场环境中，基础教育都是一国之根本。”姜沛华说，国家教育部已经向中央提出建议，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并将基础教育真正落实到实处。

　　这似乎给人以希望，然而，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我们每个人开始记事以来，“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真正落到实处”这样的表态太多太多了，却改变不了基础教育的投入增长赶不上财政收入增长的事实。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规定，“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但“九五”期间此项投入仅从1995年的2.41%增长到2.87%，2002年这个数据是3.3%，2003年3.4%，不仅达不到联合国6％的最低要求，距离中国政府2000年达到4%的承诺也有不足。

　　目前，中国义务教育在校生占各类在校生总数近80%，而经费投入却不足60%，其中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低于30%。尤其自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过去可以征收的农村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正如监利县所表现的那样，农村教育的经费缺口进一步扩大。一份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的实际年交费为250元，若不考虑基础设施建设开支，仅仅全国592个贫困县的经费缺口就达到200亿元。

　　去年年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要求，4年后，失学最严重的西部地区，教育普及率要达到85%以上，城市政府则要保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新增的教育经费要用于农村，保障农村学校的经费，禁止拖欠农村教师工资，并再次强调经济困难的学生将可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的生活费。随即有消息称，中央即将出台新措施，让西部贫困地区青少年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完全免费的待遇。

　　但上至教育部官员，下至监利的一位普通小学校长，都明白的一点是，财政才是根本问题，没有足够财政保证，任何一项政策都是空口说白话。即使西部义务教育免费的伟大方案，也计划在校生的书本费将由中央政府负担，学杂费则由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这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光打雷不下雨”的命运。有关资料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越往西部赤字面越大，显然没有办法负担基础教育的绝大部分资金，而在转移支付方面，中央政府也一直没有出台有力的保障措施。

　　如果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像监利县这样的教育产业化道路，必然会成为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的教育改革最自然不过的选择——甚至是惟一的出路，虽然对于可能因为改革而失学的王玉田和他的伙伴们来说，这样的选择太残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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