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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政府
正如张丽宾博士所言，民工市场的自然流向，显示了长三角在劳动力方面的竞争更有优势。据数据显示，长三角6城市的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全国平均数高8.5％，东莞却整整低了16.8％。劳动力价格因素反映和制约着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在没有出现民工荒的宁波，工资收入高就是当地企业吸引外来民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宁波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海曙、江东、江北、北仑、鄞州各区以及宁波保税区的165家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从调查结果看，这些企业的月平均工资995元，一般普通熟练工800～1500元。相比东莞五金厂、玩具厂工人普遍三四百的月薪来讲，民工的选择不言而喻。
从变化来讲，珠三角的工人工资其实在十多年里面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如东莞市的最低工资限制，1995年为320元，2003年为450元，八年间每年递增4.35％，与同期该市GDP每年递增21％相比，其最低工资的平均增幅显然远远滞后；而上海的统一最低工资标准在过去11年中就进行了13次的调整，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也出台了一系列提高农民工收入、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尤其是工伤保险、最低工资保障、医疗保险。
显然，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一切显现的是两个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不一样的施政思路和管理能力。正如中南财经大学乔新生教授所言，现在看来，以往人们在讨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比较优势时过多地把目光集中在企业的身上，而没有看到政府的竞争力问题。“当今社会，政府的管理是一个地方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过分依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功能，而没有看到政府管理的重要作用，那么，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出现问题。”在乔新生看来，由于中国GDP计算不包括政府的管制内容，也不统计外来人口为当地增加财富的数量，因此导致了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期实行低成本扩张的战略；所以，在民工荒的背后，需要检讨的是当地的政府管理模式，以及传统的发展观。
在上述东莞基业人才市场所做的员工离职流向调查中，特别提到了苏州，苏州在中国20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名列第五，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才流向苏州工业园。作为最早来到苏州建厂的企业代表明基，其中国制造总部人力资源处经理蔡宏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评价，苏州政府在劳动保障方面的管理非常严格，并且在这方面的规定非常多，它在长三角地区来说这方面的管理也算是相当好；而且在新建的工业园区，对于其整体的配套设施包括周边的生活设施搭配方面，苏州政府也是花了很多心思。
事实上，苏州在技术工人的培养方面也很有力度。张丽宾认为长三角更为注重对劳动力的培训，而提高劳动者素质其实就是帮助企业进行技术转型，只有通过技术升级制造企业和当地经济才有发展的后劲。上海就是因为有着很强的社会管理能力，有实力调动教育部门和青年组织配合投资建立技术培训基地，通过周边辐射，建立起吸纳和输送技术人才的管道。所以，当明基表示他们并不像普遍媒体报道所说“民工荒”主要是“技工荒”，对技术人才有着很好的储备，我们并不怀疑。蔡宏基告诉记者，他们每年都会到各大高校去招聘技术人才，同时与苏州当地的技术学院也有着很好的合作，技术人才的需求可以满足，缺乏的主要还是生产线上的操作人员，也就是普通的工人。
与此同时，根据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提供的数字显示，广东的确缺少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2003年全省约有150万～200万人的缺口。东莞大朗当地的纺织厂老板告诉记者，当地一些高级技术工人的工资其实高得吓人，因为太少了。显然，珠三角的高级技工和低级手工工人的两级失衡问题给企业造成的是更高的成本和更大的困扰；而留给珠三角当地政府的则是对自身人才培育机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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