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名企打出财团牌

　　□本报记者　余力

　　接连在温州成立的财团究竟是干什么的？新中国的第一批财团为何出现在温州？目前的政策环境允许民间资本介入金融业吗？温州财团会不会重蹈德隆的覆辙？

　　接连成立的两家民间财团让温州在今年内第二次成为焦点，上一次将人们的目光吸引 到温州的是四处出击的温州炒房团。

　　5月19日，两家以财团冠名的企业———中瑞财团控股公司和中驰财团投资有限公司同时在温州拿到了营业执照，前者由9家企业发起，注册资本为5580万元，后者由7家企业发起，注册资本1亿元，二者均为无地域限制的公司，在本地工商局注册之前，都经过国家工商总局的批准。

　　6月2日，中瑞财团召开记者招待会，外地媒体惊呼“中国第一家民营财团浮出水面”，而温州当地则反应平淡，一位官员脱口而出：“又多了一个炒家。”

　　记者同时获悉，在外创业的温州商人们也在筹建财团，注册资金可能是两个亿，而其他本地企业家正密切关注，“如果条件成熟，我们也会选择这种形式”，一位房地产商坦言。

　　显然，温州商人的决策并非文字游戏，也绝非一时兴起。

　　缘起房地产

　　中驰财团位于中国低压电器之都——温州乐清市柳市镇，由长城集团、华通集团、民扬集团、永固金具、福达合金、东新密封、柳川房地产7家当地企业发起，7家企业中除柳川之外，其余企业的主业均是电器或相关行业。

　　6月10日，财团主要发起人之一、华通集团董事长李成文坦率承认，成立财团的初始动力来自于房地产业务的需要。华通从2000年开始涉足房地产，获利颇丰，这期间他与中驰的其他股东在房地产项目中一直有合作，关系良好，但合作较松散。随后，温州的土地愈来愈紧缺，“乐清市的工业用地申请有4万亩，能批下来的只有400亩”，迫使他们的房地产业务向外寻求扩张。

　　今年3月，武汉青山区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也使他产生了成立财团的想法，“这个项目门槛很高，总投资7.5亿，当地政府要求开发商有5000万元的先期资金投入，还要求在银行里有两亿以上的存款。”对于主业不是房地产的华通而言，一家吃下显然有些吃力。但高门槛往往意味着高获利空间，联合合作伙伴成立一家公司共同投资，成为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我们都是朋友和合作伙伴，大家相互很了解，也一直合作得很好，财团的设想很快就被认可”。规模较大的华通、长城集团被其他股东要求占较大比例，“股份大一些，出资多一些，责任就更大，大家更放心。”中驰在3月份酝酿，4月即递交注册申请，5月19日乐清市工商局批准成立，注册资本1亿元，华通、长城各占25%，其余股东各占10%；拿到营业执照4天后，华通集团在武汉签约，如愿拿下了那个“高门槛项目”。

　　李成文透露，股东们已有内部约定，“除了主业之外，所有的多元化投资项目都会放到中驰来，这样避免利益冲突。”目前，中驰的可运作资金为26亿，由各股东的自有资金和信贷额度累计而成，“初期的投资将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国企改制上，同时，我们正在谈判，准备收购一家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作”。

　　相对于李成文的坦率，中瑞财团的表述则晦涩得多。6月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于关于财团主业的提问，中瑞发言人王振滔一直避免直接作答，仅以“实业、资本、金融相结合”含糊应之，致使外界的各种猜测不一而足———房地产圈地？公用事业、基础设施？还是参股银行、进入金融业？

　　6月7日，中瑞董事长郑胜涛在杭州接受记者采访，否认房地产将为财团的主要业务，“如果只做房地产，我们任何一家都可以独立地做，为什么要专门成立财团？”但有趣的是，他们组建财团的念头起于去年在深圳召开的全国房地产高峰会期间。

　　在那次峰会上，郑胜涛与一同赴会的温州国光房地产总裁孙国敬谈起联合起来成立财团的想法，“我们俩在房间里谈了一夜，越谈越兴奋。”

　　回到温州后，两人开始联络圈内同仁，着手将想法变成现实。2003年的最后一天，他们约请奥康董事长王振滔茶聚，“王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他的加入使财团离现实又进了一步。

　　与中驰相比，中瑞的成立多了一些波折。在招聘网站上，中瑞登记的资料是：所在行业为市政／公用事业，成立日期为2004年2月1日，注册资金为..5亿元。而6月对外公布的资料是5月19日成立，注册资金为5580万元。

　　“我们2月份确实已报国家工商总局核准，但5月份作了变更，正式注册是5月19日。”郑胜涛解释，在筹建阶段，总共有30多家企业先后参与过，随着概念的逐步清晰，一些企业退出。

　　王振滔的对外说明也佐证了这一点，中瑞的最初雏形是房产沙龙，随后是一个投资实体，再之后，不再将房地产作为公司的主要方向，而这个决定是许多企业热情消退的主要原因。

　　最终，现在的九家股东神力集团、奥康集团、泰力实业、国光地产、耀华电器、远洋眼镜、星际实业、新雅投资、法派集团的董事长们形成了一致意见———中瑞的主要领域是“国家重点建设、企业改组中的并购和转股改制”，同时“广泛集聚和调动中国规模庞大的民间资本”，由于来自不同行业，为避免利益冲突，中瑞的9个股东均分股权。

　　进军金融业？

　　中瑞和中驰因财团之名引起外界浓厚兴趣。在国外，财团(Financial　Groups)一般指由极少数金融寡头所控制的巨大银行和巨大企业结合而成的垄断集团，它们通常由一个或几个家族集合而成，最初从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的产业垄断过程中诞生，如著名的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

　　那么，温州的财团是什么？记者采访中，不同的人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浙江省工商局注册处副处长杨拥军解释，企业注册时，名称由“地域、字号、行业和组织形式”四个要素构成，由于是无地域的公司，中瑞和中驰的名称按后三个要素分析，“财团”应解释为行业，按工商注册的行业划分，财团被划入“投资”类中，“财团应该与资本运营有关”，杨认为，之所以这么命名，“无非是希望显得实力强一些”。虽然国内以财团命名的企业极为罕见，但无论中瑞，还是中驰都不是第一家———早在1995年，温州就注册了一家名为“温州财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公司，虽然业务上无声无息，但公司现在依然存在。

　　温州市金融监管机构的一位官员则认为，财团就是同时从事产业和金融运作的企业集团，而中瑞和中驰显然没有得到进入金融领域的许可证，“他们多少有些名不副实。我们会密切关注他们的运营。”

　　对于中驰的李成文而言，财团是企业组织形式，“温州的企业组织经历了从家庭作坊到有限责任公司，再到股份制公司和集团公司的转变，现在，集团公司的联合就是财团。”

　　中瑞的标准答案则是，“以产业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以金融为核心的企业集团”。至于如何“在现有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下，把金融资本融入到实业当中去”，则是中瑞研究和实践的中心课题。显然，“财团”一词于他们而言，更像是未来的目标，而非现实的描述。

　　浙江省体制与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介绍，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本土曾有一批财团，其中江浙人的身影尤显突出，“当时主要银行有北四家、南四家之称，其中南四家中有三家是江浙实业家兴办的。”卓在数年前就倡导重建“江浙财团”，呼吁本地民营产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他们现在肯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财团，但只要有了第一家、第二家，一定就有后继者，最终一定能从其中诞生出真正的财团。重要的是有了开始。”对于中瑞、中驰的出现，卓勇良深感欣慰。

　　经济学者钟伟博士则认为，从已披露的资料判断，刚刚诞生的中瑞和中驰，既不是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只为单一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也不同于国内泛滥的投资公司———大部分投资公司用别人的钱进行投资，而是具有私募性质的企业间融资平台，一个较恰当的定义也许是“原始形态的投资银行机构”。

　　突破产业升级的天花板

　　据悉，中瑞的注册申请，核准得异常顺利，第一次报批时，“在浙江省工商局用了1天，国家工商总局用了1天”就批下来了，浙江省工商局的态度是“支持温州的创新”，总局的批复是“允许试点，到温州试点”。

　　每个人都有的疑问是，这样的创新意味着什么？无论中瑞还是中驰，每个股东单位都是资产数亿甚至十几亿的企业，在其行业内不是龙头老大，就是位居前列，每位董事都是身价上亿的老板，在“人人都想自己做老板”的温州，为什么首先是他们选择了大规模联合？

　　温州20年的高速发展，积聚了庞大的民间资本，但同时也累积了深层矛盾。其制造业经历了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化流水线的升级后，竞争力一直体现为成本控制能力，技术和品牌的贡献相当弱小。自然形成的产业群落和配套体系强化了其低成本优势，100多万在外创业的温州人则成为难以匹敌的营销大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温州企业家可以安享高额回报。

　　庞大的收益回流资源匮乏的温州，营商成本的上升成为必然。目前，温州的房屋均价已达到7000元／平方米，出租车牌照费高达100万元／辆，营运三轮车的牌照费也达到60万元／辆。“温州市能炒的都炒过了，有钱人只好到外地去炒楼了。”一位出租车司机感慨地说。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4月末，温州本外币存款余额接近2000亿元。本地的获利空间收窄，庞大的民间资金便如同笼中困兽，四处出击寻求出口。于是便有了公众熟知的温州街、温州城在全国的复制，有了使各地政府既爱且恨的温州炒房团。

　　如果说上述投资行为主要由在外创业的温州人群和本地的有闲阶层在进行，资本的输出和组织都在低层面上进行，更多的是短期逐利，带有相当的随意性，那么，温州的主流企业和主流企业家们又是何种处境？

　　同时身兼企业董事长和温州市政协副主席、温州市总商会会长等多重身份的郑胜涛认为，温州本地企业已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局面，“在传统产业、传统经营模式当中，温州人都做得非常棒，但现在优势在迅速丧失。”

　　营商成本的上升极大地抵消了温州的低成本优势，土地、电力等资源的短缺又制约了企业的本地扩张；绝大部分企业均为中小企业，难以承担研发和技术升级的成本和风险，整体的产业升级成为难以企及的目标。与此同时，其他区域的迅速进步带来了巨大压力。

　　2003年，温州市的GDP增幅跌至浙江省倒数第二，其间一度排名倒数第一。“我们都知道，现在企业向上走极难，往回落却很容易，”一位知名企业家承认，“目前的气氛悲观，大家都在寻找出路。”

　　温州的大企业并不多，年销售额在数十亿元以上的只有正泰集团等寥寥数个，大部分行业的龙头企业也只是中等规模。对大部分行业或企业而言，要破解困局，选择只有技术升级、产业整合、多元化经营或企业外迁这几种。

　　分化在各个行业内发生。现实可能的路径，都有企业在尝试，但显然，相对于知易行难、路途迢迢的技术升级和产业整合，以及情感上难以抉择的外迁，更多的企业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守住主业，尝试多元化，尽可能“主业快钱两不误”。

　　房地产领域成为“快钱”的洼地，大量实业资本涌入。知情人透露，不仅中驰财团的股东从2000年开始进入房地产业，中瑞的所有股东也都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这一领域，这样的潜流暗涌已经数年。

　　“房地产也愈来愈难做，利润率也在下降。现在只有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或者是垄断行业才好赚钱，因为高门槛挡住了进入者，依然还有很大空间”，一位温州房产商认为，这是财团诞生的直接背景。“对温州企业来说，要想进入那些领域，又不耽误主业，联合成为惟一选择。”

　　尽管选择的领域各有不同，中驰希望首先进入高端房地产领域，而中瑞则把眼光放在了基础设施、国企并购等门槛更高的领域，并期望借助资本市场实现收益，但两方股东在尝试突围时无疑都显示了正规军的风范：试图打破家族制模式，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从外部招聘总裁等职业经理人进行日常管理，组建长期的顾问委员会……“我们试图走出一条新的路来。”郑胜涛说。

　　隐约可见的金融风险

　　6月8日，温州市工商局长、银监局长召集中瑞、中驰两个企业的董事会谈，重申支持企业的经营创新，但对财团经营是否影响现有金融秩序表示担忧，并表明会密切关注财团的运营。

　　经济学者钟伟博士对当地监管部门的担忧表示理解，他认为，温州的这两个财团，一定意义上是企业间相互融资的平台，部分行使了金融机构的职能，但在现行体系下，它们没有也无法向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任何一个法定监管机构进行金融业务准入申报，因而处于无人监管状态。它们的业务如何界定？如果从事区域性业务，风险如何防范？“这些问题对现有金融监管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并没有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规定。但已有诸多民营企业成为事实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同时控制着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和上市公司，其中最为公众熟知的德隆集团，就是利用现行资本市场的空隙，通过麾下的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套取资金，投入产业项目。由于缺乏监管和约束，德隆的融资冲动和投资冲动被随意释放，内部隐含着结构性风险，一场温和的宏观调控已使其资金链条出现断裂，企业集团面临崩塌危险。

　　德隆触礁后，著名公司财务专家郎咸平表示：中国目前还不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时候，拔苗助长只会导致问题从生，而最终的埋单者则是纳税人。

　　同样缺乏外部监管的条件下，角色模糊的温州民营财团能够避免重蹈德隆的覆辙吗？当市场各方热烈追捧，资金和项目都在眼前唾手可得时，财团能抑制自身的投资冲动吗？在企业没有开始运营时，这个问题显然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