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合作社影响的村庄

　　□秦 朗

　　梨树县是一个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县和畜牧业生产先进县。该县的榆树台镇闫家村是姜柏林七年前开始农村调研的地方，他从这里得到很多有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调查数据。

　　姜柏林的“将民间资本转化成农村金融资本”的构想，也是由闫家村的农民首先提出 来的，这一构想对他此后完成《21世纪中国农民合作经济主导模式》起了决定作用。

　　2003年11月，姜柏林重新回到这里，引导农民成立了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以来，正悄无声息地改变着这个村庄。

　　40岁的村民孙凤琴做梦也没有想过，从小被迫失学、只念到小学四年级的她，有一天能够参加合作社，让自己重新拿起书和笔。姜柏林鼓励她：“只要再好好学习两三年，就会成为我们合作社真正的大作家”。

　　半年来，孙凤琴和合作社妇女部的同伴们一道，坚持每天写日记，中午抽出一小时进行集体学习。孙凤琴的学习兴趣被激发出来，只要一有空，她就读书或写作，连放羊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书看。“最开始只能写个两三句，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半年过去了，现在她一个多小时就能完成一篇一两千字的日记。姜柏林认为，这样引导农民学习会产生兴趣，使农民能够坚持下来，一方面通过人人写日记这种方式，可将自已的情感和创办合作社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全面记录下来，积累合作社文化；另一方面，能够提高社员的个人素质，起到一种自我学习和教育的作用。改变机制的同时，他知道也要让农民学会改造自身。

　　孙凤琴这两天正读到《反对自由主义》。谈到最近的学习情况时，她偏着头望着丈夫李清波。“知道你属于哪种人吗？你属第十一种人。知道第十一种是什么人吗？”孙凤琴从里屋取出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脸上闪过学识增长后的兴奋，笑着对大伙念道：“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一个让人惊异的现象是，“毛选”几乎成了合作社社员们的圣经。

　　坐在理事长姜志国家的炕上聊天时，他突然想起什么，跳下炕，从抽屉里找出一本书来查看。他用手指着上面的一行字：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更让人惊异的是这些文化水平不超过初中的普通农民对“毛选”的深刻领悟。“学‘毛选’是学观点，学立场，学方法。如果不真正地做实际工作，那就没有意义。”这几乎是他们一致的说法。

　　除了“毛选”，他们还从各种书刊杂志中寻找有关合作社的一切信息。《半月谈》、《农村合作经济》以及中国农业大学的函授教材等，对他们来说都是宝贵的理论信息来源。

　　“没有文化的合作社是不可能长久发展下去的。”姜志国认为，合作社社员普遍文化水平低，对合作社理论掌握不够，所以他们村开始并没有发展什么经济实体，而是注重文化学习。经大家研究决定，合作社花700元买了一套中国农业大学的函授教材，并邀请支农大学生来合作社讲课，进一步创办了闫家村农民合作讲习所，通过这个载体来促进学习，使合作社队伍的规模逐步扩大。

　　学习使合作社社员的眼界放开了。副理事长李辉说，最初是千辛万苦才能劝说村民来学习，现在很多社员都自觉参加，“现在你要是不让他学，他还不高兴呢”。

　　学习也在悄然改变村民们的生活习惯。合作社监事长张红军说起过去的生活有些不好意思：“一年里也就是种收两季比较忙，以前不搞合作社，没事时我和其他村民一样，也爱玩牌。每次回家后，媳妇都会搜一遍口袋，看看钱有没有少。这样荒废了时间，还伤感情。”

　　而在合作社的章程里明确规定，社员不得赌博。按照社员们的说法是，现在几乎没人去玩牌了，“没人说你，你自己心里也不轻松：咋就那么落后呢？”

　　由于妇女社员更多地加入学习，合作社提倡建设“学习型家庭”，社员们普遍反映，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家庭生活更为和睦了。

　　闫家村之所以被姜柏林寄予特别的厚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是他的资金互助合作模式目前惟一的一个试点村。

　　被姜柏林称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第二条道路”的资金互助合作模式，起源于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社员李丙玖的一次借款。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成立后，社员李丙玖家里出现资金困难，合作社社员各家尽自己所能给他借了一部分钱，而且没有给李丙玖凑钱的社员也给李丙玖做了担保，大家签了字，画了押。

　　根据李丙玖与村民之间简单的民间资金互助行为，姜柏林设计出了一套严谨的符合现代金融风险控制原则的资金互助合作社模式，并以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为依托进行试点。

　　有专家认为，如果这种资金互助合作模式最终被政策制定者采纳，这个貌不惊人的小村庄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历史上的象征意义将是深远的。

　　事实上，作为新事物，合作社也尽力与村级政权搞好关系。理事长姜志国的谨慎对这种关系的维持也许很有帮助。“开始村干部也对我们有些顾虑吧。但是有个什么事，我们都会主动沟通，先听取他们的意见，以示尊重。再说，我们做的事也都是对村民有利的，所以与村干部的关系总体来说是不错的。我们做的很多事他们也支持。”

　　以前总有村民对村干部的某些管理有情绪。“我就跟农民说，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所以不要去对抗，要学会跟村、乡干部沟通。”姜柏林给农民解释，只有在协调的状态下，才能进行建设，对抗只能产生破坏作用。

　　相对于成立时间仅一年，以社区学习和资金互助试点为特征的闫家村，运作已经三年的太平镇李家村百信合作社在农民们看起来更为实际：以产业为中心的合作社模式能带来更多收入，机械化规模耕种、新建的生态小区和饲料厂实实在在地使农民由原来的分散经营和常规的松散饲养，初步走上了农牧业标准化经营轨道。

　　合作社的精量播种机不仅能节约大量种子、化肥和人工，而且比人工种植增产10％以上，社员一户由年生产100余头生猪到小区年生产900头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作为本社社员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饲料厂，总投资200万元的工程已经基本结束，单班年生产12000吨全饲料，可带动周边2000养殖户的生产需求。为了解决污染问题，合作社在建牧业园区时还投资21万元，通过考察、论证修建了28个沼气池。

　　社员李春山是一个经常被拿来说明“合作社好”的例子。李春山是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2002年养了30头猪，由于疫情严重，“全军覆灭”。全家一时陷入萎靡。合作社为此召开会议，大家一致同意联保帮助李春山贷款。李春山和其他的社员一样，通过合作社买了120头华正PIC五元猪，精心饲养，97天出栏后，净赚了14400元，还清了贷款，还主动向信用社入股5000元。

　　李春山腼腆地对记者说：“我不会说话。但是没有合作社的帮助，遭灾后我可能很难发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