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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海坤
19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出现了加速发展趋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体系正在形成，而实行优惠的外资政策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但是，截至1999年，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都在隅隅而行。1999年以前，国家通过跨国公司体现出的竞争力弱之又弱。一份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统计，在海外资产计算的世界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99%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如美国有27家，日本17家等等，其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50家最大跨国公司中，中国大陆仅占6家。与此同时，截至1999年的统计数字也证实了这种状况，中国累计的海外投资只有63.3亿美元，而非贸易类对外投资年流量只有2-3亿美元。这一状况显然与中国贸易大国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
实际上，这种状况与国家在各阶段的对外开放政策密切相关。出台于1995年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的说明”中有这样的表述：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外向型经济……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新型外贸体制。赋予有条件的企业、科技单位以外贸自营权。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
也就是说，党的“十四大”才提出了“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这一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方针。此后，一批生产性企业或企业集团先后提出了跨国经营战略，并开始实施。
紧接着，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 “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深化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完善代理制，扩大企业外贸经营权，形成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截至1998年，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还主要停留在三个领域，即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但是，投资涉及的行业已经从初期集中在贸易方面，发展到资源开发、生产加工、交通运输、工程承包、医疗卫生、旅游餐饮及咨询服务等领域。
2002年，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将中国企业“走出去”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鲁志强曾分析，“十六大”之后的对外投资动力一改源于企业或部门以谋取回报为动机的微观行为的现状，将我国对外投资的动机和目标设定提高到了国家层次，“走出去”已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发展战略在全球的延伸和体现。而根据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将会增加到1992年的三倍(达到10%)以上，并有望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仅次于美国12%)，中国将占到所有发展中国家在1992-2020年间进口增加额的约40%，并带动世界贸易的增长。”实际上，在新时期中国将可能“起着世界贸易发动机的作用”。
时至今日，来自欧美的观点依然认为，中国已经开始踏上了一条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跨国兼并和收购行动非常适度，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性的开端。
然而，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渐成潮流的今日，有言论将视角转向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风险上。特别是针对企业跨国投资频繁显露的“亏损”问题，学界言辞颇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认为，“亏损”并不是衡量企业跨国投资成败的惟一标准，企业跨国投资涉及到一个全球布局的问题，局部的“亏”并不等于整体的“亏”，只要整体是赢的就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走出去”的意义所在。隆国强认为，目前对于企业跨国经营真正该关注的是企业内部机制改革的问题，因为，一个时期以来，体制上的原因是真正制约企业跨国经营成败的主因。而从微观上讲，企业以自身的需求为基点在国际平台上适时的寻求恰当的空间也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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