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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凤发
2004年9月的某日凌晨，数十辆大巴的抵达打破了清晨的寂静，在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造成一片混乱：1000名来自偏远省份的民工，对于眼前的情景显然没有心理准备——已等候多时的数十家企业代表蜂拥而上，不由分说就把民工和行李往本厂的车上拉。不到一个小时，已有500多人被“抢走”，事先预定好的分配计划完全乱了套，场面一度失控。
“活生生的就是抢人。”一位亲历现场的某企业人力资源主管事后回忆时摇头不已，“大家缺工都缺疯了”。
当地没有人对如此场景真正感到吃惊，因为在镇上、各厂区墙上，“急招、急聘”的巨大横幅比比皆是，大小数十家职业介绍所的门前屋内贴满样式各异的招聘张贴画，公共场所的告示栏则几乎全被招聘信息占领，似乎空气中都弥漫着“缺工”的气息。
“民工荒”出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广东6000多间制鞋企业中，缺工人数超过10万。
被称为“民工城市”的东莞，已发展成国际制造业基地，仅外来民工就超过500万人，相当于本地人口的6倍。据统计，仅东莞市从去年9月至今，缺工人数已经超过20万，尤以技术工人居多。以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都到东莞打工，如今只有邻近的广西、湖南的民工才来这里。
在珠三角地区，往年人头攒动的民工潮已经慢慢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厂家们对熟练工人难找的普遍抱怨。据统计，珠三角加工制造类企业的工人缺口高达200万。
在号称“童装之都”的浙江湖州，企业老板们为了留住日益紧缺的工人，不仅为春节期间往返家乡的工人提供专车接送，甚至还有老板在大年初八专程赶到安徽、江西一家家给自己的员工拜年。民工的月工资平均数也从1200元涨到了1400元。
劳务输出大省江西省也出现了民工短缺现象。无论是赣南还是赣北，无论是边远的宜春、上饶，还是省会中心城市南昌，“民工荒”已成为不少企业共同的问题。
在长沙，今年3月以来进城做保姆的农村妇女减少了70%，几乎出现断档。“去年3月份有200多名来自全省各地的农村妇女来求保姆工作，今年同期却不到50人，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长沙市妇联家政服务中心一位负责人说。
2004年8月底启程的昆明市劳务转移考察团也向记者证实了劳工不足的普遍性。该团的考察路线为珠三角——福建——长三角，团中的一位官员认为，各地的缺工各有特征，广东是什么样的工人都缺，福建是缺操作工，江浙更多的是缺熟练工，整体看来，沿海发达地区用工紧张已是事实。
这些区域内的企业在回答记者查询时，也纷纷证实了民工短缺的真实性。长久以来，劳动力无限供给已成为人们理解中国现实的基本前提，劳工短缺何以汹汹到来？缺口如何形成？
在深圳从事人力资源管理近十年的郭先生感到困惑不已，“媒体都认为需求增加和劳工福利差是主要原因，可是这些年深圳的需求一直在增长，劳工福利也一直不好，但农民外出打工仍比务农收入要高，为什么去年的情况还是要多少人有多少人，今年就突然都缺了？难道民工开始大规模回去种田了”？
记者向四川、湖南、安徽、山东等劳务输出大省的主管官员和劳务管理人员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各地并没有出现民工大规模回流的现象，外出民工的数量保持了与过去几年差不多的增长。
众多受访民工也向记者证实，他们的同乡和亲友还是能出来的都出来了，重回土地的人也有，但到目前为止并不普遍。
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8009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70万人，同比增长4.8%(过去几年的增长稳定在5%)。统计数据证实了各地官员的经验判断。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7%，广东、浙江、江的GDP的同比增长均达到15%以上，许多内地省份的增长也在两位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2004年企业雇用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同期增加13%。”供给增长平稳而需求增长劲升，缺口的出现似乎自然而然。
为什么出现“民工荒”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科所一位人士认为，按照市场规则，农民工短缺是劳资矛盾和工资过低造成的，尤其2003年以来农民工维权意识开始兴起，大批民工对现有劳动条件已经感到不满。
该人士介绍，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新的调查统计，全国企业新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是660元，而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许多中小企业的工资普遍只是接近甚至还低于这个水平。长三角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个案，在一直以来都以中国最丰富且低廉的劳动力受到全球投资者青睐的珠三角，许多企业也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缺工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分析该现象后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多元化的现状是造成长三角和珠三角技工短缺的主要原因，随着西部开发、振兴东北以及中部省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外来工选择面增多。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工人供应充足，部分企业忽视了对员工待遇的提高，导致人员流动频繁。“打工者对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失落情绪，正在进一步演化，这种心态不仅影响到投资者，也影响到了劳动力的市场取向”。
劳科所的专家分析，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中国整体上还不会出现“民工荒”问题，但这种局部出现的“民工荒”，已经向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出了一个预警：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也需要建设和培育，更需要保护。该专家认为，目前地方政府要想赢得民工，就要把相当精力放在解决农民工的安置等综合因素上，这个“软环境”包括孩子入学、属地待遇等方面，地方政府应不能只为企业发展营造软环境，否则农民工不来，企业也只能大举外迁。此外，要加强劳工输出省与输入省之间的信息沟通，良好的信息沟通有利于市场流畅运行。
其实民工荒的背后，也有许多深层的社会原因和民工本身的问题。放大一点来讲，劳动力供应始终是“供过于求”。
“民工荒”的出现大致有以下几方面根本性因素：
一是国家政策的连带影响：由于农村税费改革，一部分民工认为税费降低、粮食涨价会让他们享受到更多利益，一种返乡种田的小潮流已经出现；
二是职业技术教育失败的影响：每年几百万大学生涌入大学校门，相比之下，全国各地的职业技校却门庭冷落。技校生供应的严重不足给急需技术工人的企业制造了生存的危机；
三是民工本身的观念影响：坐办公室、过白领生活是许多民工的梦想，他们宁愿挥着汗、流着血挤向狭窄的“白领”小路。
不可否认，“民工荒”的出现还有其它许多的因素，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最新的调查报告表明，四大原因导致了民工短缺：
第一，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是民工短缺的主因。
有关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10年前就已达到600至1000元，但现在还是这个水平。而这些年来消费物价总体水平已明显上升，导致广东、福建等省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目前广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比江苏低160多元；珠三角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广州510元，甚至低于山西、江西520元的标准；东莞为450元。深圳特区外最低工资扣除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后为388元。福建莆田和泉州的最低工资是350元。而不少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常常以最低工资作为员工的底薪，加班也不按标准支付加班工资。
第二，用工不规范、劳工权益受侵害也是产生用工短缺的重要原因。
2003年12月，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大检查中，发现欠薪企业653家，占被查企业总数的40%多，涉及员工10多万人次，欠薪总额达1亿多元。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导致了员工的高流失率。如东莞的普通工人平均年流失率约为10%，而毛织和玩具行业的流失率更高达20%—30%。
第三，企业需求迅猛扩张引发用工短缺。
广东等地在春交会以后，外贸订单激增，劳动密集型企业扩张迅猛，许多企业都在扩充产能，上新生产线，用工需求大幅增长。如深圳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近3年来每年增长10%。
同时，由于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农村劳动力外出的选择余地加大，流向分散。很多在珠三角的务工者转而流向了长三角地区，因为长三角不仅经济发展很快，劳动力需求量大，而且工资收入、劳动条件都更有吸引力。
第四，东南沿海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变，是企业用工短缺的深层原因。
长期以来，部分沿海地区主要依靠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只赚一点“人工钱”，也就是靠压低工资、减少改善劳动条件的必要投入实现低成本，以此获得订单，赚取利润。而现在低工资难以为继，但企业利润空间狭小，无力提高工资。有的加工企业加工费已到底限，如提高工资企业将出现亏损，而不提高工资又面临严重缺工，无法生产，从而陷入两难境地。
“民工荒”出现偶然还是必然
安徽作为一个民工输出大省，这种呼声并不明显。
记者随机问了阜阳几个地区农村的民工现状，大都反映现在出去确实好找工作，但也没有听说发生抢人员的现象；还有就是原来习惯去广东等一些城市的打工者，现在都转向上海和浙江了。
安徽目前的农村人口中能出去的青壮年劳动力有2800多万，全省总人口6000多万。当前，农村的经营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乡镇企业有500多万劳动力，个体经济有200多万，农村种地人口有1000多万，加在一起还有1000多万剩余劳动力，除掉出去打工的800多万，还有200多万农民工大多分布在边远山区以及落后闭塞的村庄。这样分析，安徽可以外出的农民工已经接近饱和状态。但专家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员坚持认为：民工荒其实有些夸大，从目前来说可能会出现短暂的短缺，但它是一种好现象。
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职业信息中心的刘主任发表了个人见解。对广东等南方一些城市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刘主任“条件反射式”地表态：这是一种媒体的炒作行为。所谓“民工荒”其实是一些技术人员的缺乏；还有就是福建、厦门的一些民营企业信誉不高，当然招不到人，但上海和江苏就比较好招收民工。
刘主任还驳斥了一些观点，其认为对于一些媒体所分析的农产品涨价，留住一些农民在家种田，从而影响了外出劳动力的数量等说法有些也是扑风捉影，农产品价格从2004年开始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从整个安徽来看对农民的影响不大，其实只种地肯定不行，许多农民种了1年的地只有几百元的收入，可外出打工1个月就有几百元，好一点还能拿上千元，总的来说还是比种田好。安徽作为一个劳工输出大省，2003年有700多万民工流向外省，带回280多个亿，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对于福建、厦门等地出现的民工暂时或部分短缺现状，刘主任认为也有一定必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下经济过快发展所引起。究起原因就要往历史追述：前几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去年的非典等灾难事件影响，致使2004年年曾遭受灾难的经济短期内爆发。南方和江浙出现了小厂变中厂、中厂变大厂的局面，于是一时间技术工人的需求量大增。还是数据最有说服力：据东莞市统计局统计，东莞今年第一季度完成生产总值196.78亿元，同比增长17.3%，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2.3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6个百分点。这样的速度是惊人的，拿技术工人来说，此种情况下该出去都出去了。还有就是近几年来政府比较重视劳务输出工作，在这种良性政策影响下，安徽的民工输出由1990年代初的100多万人，已发展到现在的869万人，增速很快。
随着劳动力输出步伐的加快，现在有一定技术的中专、技校的学生很吃香，这与1998年之前他们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其实也就是因为1998年之前的技术人员就业有困难才导致了一些技术类院校没有生员。现在也许是供求曲线的变化，再加上经济发展、企业设备的提高，城市独生子女也不愿意参加职业技术培训。而一些农业人口却因为拿不起学费，所以就冷落了那些社会办学。短期内对技术人员需求虽呈爆发状，但技术的培训却是一个周期性工程，所以就造成当下技工脱节的现象。
其实有些企业并非是无辜的。如南方某些企业由于自身素质不高，出现了超时加班、加点的现象，信誉度大大降低。安徽的一些民工为讨工钱以死相逼的报道也很触目惊心，再加上民工的孩子没有地方读书，更加剧了农民工的困境。
国家对农民工的重视从2003年就开始了，目前已经出台了2003—2010年的农民工培训计划，推出了一系列阳光工程政策。但还有一些安徽的现状比较令人担心：安徽的职业培训很热，但培训面过窄，比如电脑培训很发达，一个接一个的电脑学校诞生，但一些电脑技术人员的社会需求是有限的，真正的高技术人员电脑学校也无能为力。相关部门应该分散培训的集中度，观察一些市场的前沿动态，及时调整培训计划，这样技术工人的培训才能做到对症下药。
谈过了以上现象后，刘主任还补充了一个实例来证明南方的农民工短缺也不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安徽的几家企业在广东效益就很好，招人也很容易。其实只要给民工提供一个好的工作空间，他们还是很踊跃的。
“民工荒”带来的思考
第一，“民工荒”能否重塑劳资新格局？资方和政府均需反省。
“民工荒”是一个信号，提醒资方要反省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常凯教授指出，“前几年我就在提，忽视工人的话最终要付出成本，但是我没有想到会那么快”。
和谐的劳资关系也是生产力，但这个道理过去一直被企业主忽视，以为廉价的劳力是源源不断的，即使损害一部分劳工的利益也有“后来者”，但工人正以自己的行动给这样的老板以“报复”。
其实紧张的劳资关系中，工人有时的反抗会带给企业巨大的损失。以广东某鞋厂举例说，这个鞋厂给国外知名品牌供货，由于不能及时解决和员工之间的矛盾，导致一个女工的“报复。”这个女工在制鞋时，放了一个图钉在一个鞋底，之后将此事通告了工厂。一个小图钉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已经打包准备运输的全部几十万双鞋被全部打开检查，损失巨大。
除了来自工人的声音，资方如今还面临政府的一些压力。一些地方政府的立场因此也在悄悄发生变化，由过去只盯着GDP数值转而关心均衡及公正。以广东省各地政府的做法为例，过去各地政府组织到上海、江苏等地招商引资，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吸引资本。但从2003年开始至今，佛山市、中山市等地政府都曾出面去外省招工，并向农民工承诺了不少优惠条件，比如提供来广东的路费、预支第一个月的工资等等。
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政府由只是青睐于资方，转向也把眼光投向了原来一直被忽略甚而被歧视的民工了。
第二，“民工荒”能否成为民工的“筹码”？
即使是短暂、局部的“民工荒”，也足以证明中国目前的劳动力供给虽然还是供大于求，但已经很难再言“无限供给。”而供给不再“无限”，劳动力对低薪的承受也就不会“无限”，提高工资、改善待遇，已经不仅仅是社会舆论的道义诉求，也是企业决策中必须考虑的市场因素；其次，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判断，可能已经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对“比较优势”的过度依赖，而忽视或延迟了对产业更新、技术升级的关注和引导。实际上，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和榨取，往往会导致资本的短视化和劣质化。而对此类劣质资本的过度依赖，虽能支持地方经济的短期繁荣，却可能缺乏长期发展的后劲和应对变化的能力。比如这一波“民工荒”固然不难度过，但珠三角的企业能不能消化掉因提高工人工资而导致的成本上升，从而继续保持市场竞争力，不但关系到这些企业今后的命运，而且对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乃至整个“比较优势”战略，也都有重要的影响和标志性意义。
中国毕竟在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就是必然的趋势，政府、企业都必须未雨绸缪地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寻找新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诸如最低工资制度等基于道义诉求而形成的法律制度，会因为逐步得到市场的支持而变得更有实效，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对于民工而言，局部的供求关系变化，还不足以成为某个民工个体与雇主谈判的“筹码”，但从发展趋势看，社会舆论和法律制度，都在逐步形成对民工权益的保障，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微妙变化，也将使民工们逐渐能“叫得起价”来。
第三，中小企业“民工荒”折射出地方政府的职能缺位。
在福建沿海的福州、泉州、莆田、石狮、晋江等地，众多中小民营企业为招不到工人而一筹莫展，“民工荒”已成为当地民企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据说在福建打工的农民工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顺口溜：“福建打工五六年，每天加班到两点，年底只剩车费钱；接到一个二三百，买件衣服没了钱”。
“民工荒”实质上反映了民工对当地劳动用工环境的一种深深的失望。他们的失望，不仅仅表现为民工对企业的失望，也表明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在民工心目中的公信度正在缺失。因为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地方劳动保障部门的职责范围，而现在的情况则说明，在维护民工合法权益方面，地方政府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到位，有关部门职能缺位，工作乏力。“民工荒”现象还表明，《劳动法》及相关法规在这些地方形同虚设。
为此，政府有责任反思以往的行政行为，采取措施营造良好的用工环境，监督企业依法办事，规范用工，切实保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企业作为用工主体，更应当认真反思一下自身存在的问题，依法用工，善待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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