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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与媒体人交锋郎咸平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0月25日 11:13 瞭望东方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北京报道

  媒体对社会加大关注,社会对媒体提出更高的要求

  10月17日,在北京西郊崇学山庄举行的一次较高层次研讨会上,郎咸平事件再次成为讨论的一个焦点,并涉及媒体责任问题,由此赋予该事件更广延的解读。

  而此时,郎咸平正准备在香港应诉顾雏军。有关的讨论是否会带来更多的后续影响,也自然引起关注。

  会否定改革方向吗

  由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学习时报社、中国改革杂志社和证券市场周刊主办的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媒体在中国改革中的社会责任”,但事实上成为首次集中关注媒体在郎咸平事件中应负何责的讨论。

  主办者称,中国改革经历26年,处在非常重要时期,面临很多现实问题。深化改革有两个方面,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二是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中国民营经济健康成长,均关系到中国改革的大战略。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在发言中率先指出,“媒体不了解中国国企改革的过程,炒郎咸平,影响不小,搞不好容易导致严重社会后果。”

  “郎咸平的东西,我原来没有很好研究,现在也没有,但我怀疑他有些数字不符合事实。”杨启先说,科龙、海尔是集体企业,TCL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国企,是否算国资流失值得研究。另外,用这几个企业能否说明问题?即便有,也是个别现象。

  “郎咸平这个东西经不起推敲。但我们媒体炒得厉害,影响比较大。这容易导致否定产权改革、否定改革的方向。”他强调。

  北大光华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则表示,改革开放26年了,用去了一代人的时间,这意味着,很多历史可能已被遗忘,新成长的一代人对历史不清楚。

  由此他认为,中国一些地方正在出现大众情绪左右媒体,媒体左右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再左右学术界的危险趋向,导致有的问题没办法深入探讨,引起混乱。

  “我接触到一些媒体从业人员,二十二三岁就当编辑记者,改革开放时还没有生下来,或不懂事,很容易忘记改革是怎么过来的。”他批评说,他们有时“对一些问题片面夸大,甚至挑拨社会不满情绪”。

  张维迎强调,西方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对产权的尊重,尊重游戏规则,“但我们不是这样”。

  “媒体的方向性迷失”

  做了21年财经记者的方向明现任《竞争力》杂志主编。他说,郎咸平提到的几家企业,他都十分了解。TCL严格上讲,既非集体企业也非国有企业。其改制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制度设计,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企业改制过程,为何遭到质疑?还被根本否定?而这就因为来自一个学者根据西方规则作出的判断?

  他说,在科龙事件中,顾雏军的收购,完全是通过公开市场,是科龙出现大幅亏损以后,才借用外来投资人购并,是非常公开透明的。为何要翻账到国资流失?

  “中国财经媒体的一个趋势是把中国企业妖魔化,而这与媒体的市场竞争压力有关,出现了方向性迷失。”

  另一个趋势则是“越洋越好”。“有的国外学者不了解中国国情,生拿国外相对规范的、成熟的模式来声讨中国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财经媒体尤其是年轻的财经媒体,“基本在迎合大众”,“关于个别学者提出产权制度和国资流失方面的报道,媒体基本是不了解中国企业自身的演进过程”。

  “有的人,用国有资产这样的高敏感度话题来炒作,达到个人出名的目的,是极不负责的。”这位主编强调。

  “不值辩驳的错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称,郎咸平事件的争论中,失语的其实是政府,而不是经济学家。在案例分析层面,判断郎咸平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如何回答社会情绪则很难,网上对郎咸平是一边倒的支持。

  “但网民一般是二三十岁的人,我们50岁的人也上网,跟帖的兴趣却不高。”他批评网络的非理性一面。

  因此,建立一个严肃的官产学媒合作网十分重要,他说,在出现问题时,可以尽快沟通,形成共识。另外,中央电视台评选年度经济人物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好形式,它以企业家阶层为主要代表,大力推出社会转型楷模与时代英雄。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华东称,“郎咸平挑起的争论,让我们感到非常尴尬和惭愧。这个争论,我们觉得不值一看、不值一辩,但它影响了很多人的观念和行为,包括决策者。但主流媒体说什么话了呢?该我们说话时,我们失语了;我们说话时,则词不达意。应该探究一下原因。”

  他称,郎咸平说的现象是存在的,但人们身边的一些现象,又与郎咸平说的是两回事。大家借这件事情发泄情绪,就犯了非常简单的错误,犯了不值辩驳的错误。

  “应该允许他说话”

  经济研究杂志社副主编詹小洪在韩国教了一年书,他说,韩国媒体围绕各种重大经济问题展开公开争议,是正常的事情。“我回来正赶上郎咸平事件。是否因为他是商学院博士,才引起这么大的注意呢?以前也有人提,怎么没有这么大的反响呢?郎咸平事件仅说明,‘我可以用数据模型说话’。”

  他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郎咸平事件可能会越来越多,不足为奇。

  《财经时报》总编辑杨大明表示,目前媒体发展还不够活跃,不同利益集团和变革力量有代言的要求,但媒体还不能一一反映。关于郎咸平事件,应该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有不同讨论的渠道。

  “不同媒体也可以有不同选择。评论是一回事,但新闻还有记录的作用。在郎咸平事件上,我们也看到了报刊功能的缺失。”他说。

  新闻出版署办公厅副主任段桂鉴称,媒体本身多元化了。分工越来越细,做财经和做政治的不一样,统一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遵守中国基本的新闻规则。

  他指出,郎咸平事件,不在于他怎么说,说得专业不专业,就言论而言,有其社会根源,他这么说,表明他是一个存在,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想法。

  “应该允许他利用媒体来说话。他没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没有违法,就应该心平气和地看待他。他挑了一些人的神经,你可以论战,但不要不让人家说话。”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表示,冷静观察这些年的历史,媒体对于改革的高度关注,对于改革的呼唤和推动,以及传媒自身的社会责任感,都越来越强,管理也是好的,这应是基本的判断。

  他说,“传媒不断给社会以关注,传媒对经济领域诸多现象作了报道和质疑,也涉及企业和企业从业人员如何履行其职业道德,包括学者代表谁说话的问题。媒体对社会加大关注,社会对媒体提出更高的要求,表明了社会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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