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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帆
“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加速发展经济。
现在又有“后发劣势”之说，是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来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落后国家发展较迟，可以模仿发达国家；
模仿有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两种形式，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条件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是，落后国家用技术模仿取代制度模仿，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杨小凯使用这个概念，说明中国必须进行制度改革。他指出：
在18、19世纪，当时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是发展中国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而法国自大革命时期就实行专制制度。英国的宪政制度由于成功克服了国家机会主义而取得了成功，而法国经济在19世纪以前因为专制制度和政府任意侵犯财产而落后。
前苏联1930年代采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
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的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的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二者经济发展这种反差的原因主要在于制度和文化方面。第一，北美地区各个国家械胤饺Χ己艽螅欢厦乐拗皇前训胤娇醋饕桓龈鏊霸矗胤阶灾涡院苋酰跃秃苣逊⒄蛊鹄础５诙泵朗且桓鲂陆坦遥厦朗且桓鎏熘鹘坦遥幕牟钜斓贾铝司梅⒄沟牟煌５谌泵朗敌械氖橇钪疲厦朗敌械ヒ恢啤?
这也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而“好的资本主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收入分配公平和经济发展是互为促进的，就是说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清朝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对比。当年日本政府是抱着当个好学生的态度模仿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政府除早期人民完全不知道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少数''模范工厂''外，基本不搞国营企业。它很快卖掉''模范工厂''后，基本再不办国营企业。政治制度也学西方,搞政党自由和议会政治，唯一没有放弃的是天皇实权。
但是后搞洋务运动的中国，却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但是这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因此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终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
我国家电行业的例子。80年代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国有企业占主导，这个发展过程是个典型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套设备的进口是技术模仿，不搞私有化就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这从长远来说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股票市场的例子。中国股市的硬件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香港，但它严格限制私人公司上市，也不给私人公司开证卷公司的许可证，因此股市成为向股东吸血来补助低效的国有公司的工具。
期货市场的例子。国有公司垄断下期货市场买卖就是坑蒙拐骗，不可能成功。
电子商务的例子。对于电子商务，中国绝大多数网络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或合资的。合资在洋务运动时期叫做“官商合办”，也就是说政府控制，而最近南韩的教训告诉我们政府控制是要坏事的。而且中国因为政府垄断银行业，信用卡和私人支票都无法普及，而这二者是电子商务付款的主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电子商务很难发展起来。
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在发展初期可能会取得不错的绩效，但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起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和取消专制制度，从根本上遏制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创新并不是说我国应该在短期内立即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私有化涉及到产权的大的变动，一般会使效率下降，所以应该慎重，而且应该掌握时机。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先实行“自由化”，就是在各个行业取消对私人企业的歧视。 我同意杨小凯关于重视制度改革的观点，但这是针对引进技术和硬件而言的。如果针对思想文化和战略而言，他所说的“后发劣势”仍旧应该深化。我认为：制度决定论是片面的，如果只强调模仿外国制度，按照国际惯例办事，而不去改变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那么制度也解决不了问题。比如，中国人无法真正学习到西方的宗教信仰，没有基督教的“原罪”概念，如果再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信仰和社会主义信仰，丧失了诚实的品质，不能够真实举证，就造成法律的无效。经济的基础是合同和信誉，合同的基础是法律。法律无效，市场经济即无法健全甚至要瓦解。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我们和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分歧就在这里：我认为，西方价值观的核心是以个人为基础的，中国人是以家族为基础的，二者是等价的；中国现代化应该建立在自身价值观念和国情基础上，否则就造成目前的混乱，这是无法使用“300年殖民地”的方式，把中国人变成西方人以后解决的。中国人应该进行战略调整和价值重建，把现代化建立在环境保护和本民族价值观念的基础上。
经济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制度变革，并把制度变革归结为所有制改革，把所有制改革归结为私有化。这是斯大林主义和计划经济思想的右翼翻版。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们主张强制改变中国人的人性，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甚至歪曲现实，实现他们的市场经济理想---设计是权力资本的天堂。他们从不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当两极分化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他们就公开跳出来在反对使用基尼系数，认为货币在城市的购买力与在农村不同，不能简单说中国有两极分化，以免妨碍制度改革。他们甚至说中国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平均主义，好象平均主义就永远反不完。这是中国市场教条主义背叛学术公正性，背叛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堕落成为权力资本和腐败势力代言人的标志。 市场教条主义有计划经济和文化革命同样的思维方式，只不过换了内容而已。计划经济理论即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强调所有制是决定一切的，片面强调国有化。目前的经济主义自由者，仍旧强调所有制的改变，只不过变成了私有化。在他们主张的私有化中，掩盖了是全体人民的私有化。 在一般自由主义者那里，也存在相似的逻辑：人的自由，根本是财产权的保护，然后才能有民主。但是在中国，首先就是如何对待22年来的暴富阶层问题，特别是那些依靠权力攫取巨额财产的问题。因此，自由主义者是反对在中国尽快实现民主的，因为大多数人的民主，对少数暴富阶层不利。一部分自由主义者，特别是经济主义自由者，以自由反对民主，鼓吹腐败，不断消解国家权力，主张对外让步投降，是越来越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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