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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管理羁绊战略发展
苏醒的中国国家石油战略首先遭遇到的是国内错综复杂的关系纠缠。对此感同身受的是徐锭明——他遭受的压力并不是别人能理解的。
对于王涛在“世界石油大会”青年论坛上的发言，业内人士听出来的是对现有政策和战略的一种委婉批评——过分依赖代价高昂的进口和海外战略，忽视了国内战略。
作为老石油人，王涛的惊人之论不是没有理据。据王涛介绍，中国油气资源潜力很大，目前开采量只占全部资源的37%，随着采收技术的进步，中国的油气资源能基本满足国内主体需求。高油价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暂时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全球石油产量比上年增长4.1％，储量增长4.36％，整个石油资源储采比为50.1:1，是明显的供大于求的格局。
对中国石油战略缺失的批评，棒子最后都落到了徐锭明及其领导的“衙门”头上。徐锭明的不白之冤在于，不仅徐所领导的“衙门”官小位卑、人手短缺，而且，国家能源战略规划都清楚载明了上述所有批评的解决之道。徐的解释是“执行中走了样”。归根结底是错综复杂的国内关系所致，而国家石油战略不仅要涉及国际能源秩序和格局的调整，首要触动的就是国内利益格局。
作为国家石油战略的主要规划者、战略石油储备的监管者和实施者，能源局的诞生就是国内利益格局妥协的结果。“这应该是一种都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2003年，设立能源局后，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小丽有此评论。
在石油战略的沉睡期，在1983年来的历次机构改革中，石油主管部门更像是利益调整的“牺牲者”，石油战略让位于更为紧迫的其他改革课题。
2003年的机构改革之前，成立能源部、甚至是能源委员会的呼声更为响亮。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出台的是更为等而下之的委管局级机构。
其实，在2003年，成立能源部或能源委的条件并不成熟。按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资料，仅三大石油公司，对国有企业当年实现的总利润的贡献率就达到40％以上。公开资料表明，三大石油公司中部分上市公司2002年的净利润达到了702亿元，缴纳的各种税收也超过了600亿元，加上电力企业，在国有企业总利润中所占的比例应该也在1/3以上。掌握如此庞大资产的超强机构，不仅三大石油、五大电力集团接受不了，也与迫在眉睫的发改委和国资委的部分职能相重叠，而要从现有的能源管理职能部门中分权，则更是困难重重。
2003年的能源监管格局可谓“五分天下”——国资委管理国有资产；发改委管价格、投资、炼化生产、进出口总量计划、成品油市场建设等；国土资源部管勘探开采；商务部管成品油市场流通；国税总局则主管税务。
在国内监管格局没有最终厘清之前，不管是能源部还是能源委员会，都是奢望。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曾是最为热心的大能源监管的鼓吹者，对此也只能勉强接受。
整个能源局只有30个行政编制，与美国能源部4000人——全国为1.5万人——队伍规模无法相比。
关注度最高的石油天然气处则仅为4个编制——还包括2个处领导，却要负责石油天然气工业管理，监测国家石油天然气工业发展情况，拟定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制定石油工业改革建议，衔接重点企业发展规划，提出重大项目审核意见等等。就是这4个人，却既要对应数万人以上规模的三大石油公司，还包括上万家石油中下游贸易和加工企业。
由于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造成各能源行业之间缺少统一的管理和协调，各有各的系统目标和发展规划。“谨防油气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6年后，目前体制存在的弊端也暴露无遗；相应的市场改革远未完成，而当年的改革成果又成了国家石油战略推进的羁畔。周大地指出，面对近年飞速发展的国际国内形势，“能源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对能源安全机制的建立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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