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水头村村民互助基金与一个农民的信用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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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的普遍缺失是当下社会的一大通病。没有信用的政府和没有信用的市场是可怕的。一个极平凡的农民雒玉鳌和他的乡亲们能做到的，也是我们大家原本都该做到的：讲信用

　　本刊记者/李径宇

　　经过一夏天雨水的冲刷，通往龙水头村的山路沟壑丛生。10月1日夜晚，这里下了今秋 第一场霜，植物叶子都病恹恹的耷拉下了脑袋。为防止霜冻，雒玉鳌很早就从外地赶回村里抢收粮食。他一个人骑着破摩托车从山路爬上去，尘土在身后逶迤盘旋。这里是吕梁山脉腹地，山连着山，连绵不绝。

　　山村里的基金

　　前面有一辆农用三轮车栽进了路旁的庄稼地里。雒玉鳌和车主嘀咕说，农村实行“费改税”政策后，山路坏了就没人修了。往年，村委会都会组织村民义务修路，以工代费，现在要修路，必须村里花钱雇人。村里很穷。

　　雒玉鳌说，要是我们基金会组织村民修路的话，准行。记得2002年8月10日，基金会从利息中提取出3000元，要给上学的孩子们发钱。当时还要搞个仪式，请领导来村里，可是路不通。雒玉鳌就喊了一嗓子，号召大家去修路。于是，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出动了。修好路后，雒玉鳌才宣布基金会发钱。凡上初中的，男生给100元，女生200元。之所以女生比男生能多领100元，是因为雒玉鳌老听北京的一位经济学家教导：“教育好一个男子，只是教育了一个人；教育好一个女子，却是教育了一家人。”

　　雒玉鳌所说的基金会叫做“龙水头村村民互助基金”，是一位经济学家在11年前发起组织的。雒玉鳌是基金的主要管理者。

　　雒玉鳌，5岁患小儿麻痹导致右腿变瘸，21岁痛失慈母，全村第一个高中生，3次高考失利，做过21年代课教师，7年电工，7年村支部书记。

　　1992年，龙水头村一年级学生韩利平收到了北京那位经济学家寄来的200元“希望工程”款。之后，捐助者写信询问村里的情况，作为韩利平的老师，雒玉鳌担负起向其汇报村情的任务。雒玉鳌写信说，全村260口人，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文盲很多，只有一个复式教学班，有些女孩子甚至小学都上不完。村民仅能靠旱井储存的雨水吃饭生存，连他这样“讲究”的文化人，一周也只洗一次脸。天旱时，村民们不得不跑到10里地外去挑泉水，个把小时积一瓢，半天才能等两桶，常常在夜半时分仍能听到山路上水桶碰撞的叮当声。

　　这里的人很难能贷到款，自救能力极差。因为都是小额贷款，信用社嫌放贷成本和收贷风险过高，所以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而又因为穷，他们经常遇到急用钱的时候。在此背景下，这里民间的高利贷盛行，利息甚至高到月息10%以上。

　　1993年9月，那位经济学家决定成立基金会，让农民民主管理基金，一方面解决他们的短期小额资金紧缺，另一方面培养他们的投资观念、信用意识，以及钱生钱的能力。

　　基金分为两种。其中，“扶贫基金”不收利息，用于治病、治伤，可贷6个月或一年，用于求学的可贷一年；“付息基金”用于生产，如买农药、出门打工、经商均可借款6个月，目前利率为1分。

　　基金的借贷手续特别简单，由雒玉鳌及另两名办事公道的村民组成的三人小组考察同意后，打张白条即可。最多贷款一次不超过4000元。和银行不一样的是，少了许多烦琐的手续和担保措施，仅凭人与人单纯的信任就可借到钱。所以，信用度成了人们最重要的品质。

　　11年后的今天，基金由最初的500元，发展到了21万。

　　村民的信用

　　在中国的这个远离城市文明的平凡山村，人们仍遵循着信用的美德，按着“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传统信用观办事。截至现在，基金放贷过了几百笔，从没什么差错。这与当下中国的银行不断遭遇坏账死账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期间，曾有两笔贷款未按期还款，雒玉鳌就召集村民开会，还不起钱的人要跟大家说明原因，并请村民都来帮助他还，不足的部分，自己再掏钱补齐。

　　一般来说，基金只贷给那些信用度好的村民。反过来，对受贷的人来说，能贷到钱，就是对其信用度的肯定。

　　村民张来照用基金治愈了女儿的肺结核；曹乃元用基金治好了多年治不起的青光眼；韩育峰是村里惟一药店的主人，以前只有100元周转金，后来不仅用基金治好了妻儿多年的精神病，而且开了家拥有上千元钱的药品，可以治好好多种病的“大”药店；薛德平从基金中借贷2000元，在镇上开起小卖部，周转资金滚到几万元。

　　基金的运作模式对村民的道德净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0多岁的张芝元，从年轻时就老赌博，育有四女一男，家境困难。有一年，老婆病得很厉害，无钱治病。没办法，向雒玉鳌来贷款。雒玉鳌说，你不再赌博的话，才贷给你，否则，你又拿去赌掉怎么办。张芝元答应戒赌。他真的从此不再赌了。事实上，这个以前赌博成风的村庄，在基金成立后，逐渐没有人再赌了。

　　村民张志刚以前偷了一头牛，被抓进监狱。出狱后腰开始疼。为了治病贷了1000元。他曾对雒玉鳌说，我病好后，赊一辆摩托车挣钱一定还你。雒玉鳌相信了他。可惜去年SARS时，他骑着摩托去邻近的方山县下昔乡，撞在公路路口上的栏杆，当场死了。一个想要回头的人再也没有了机会。这么多年来，基金就只坏过这一笔帐。

　　艰难的复制

　　基金会的运作无疑是成功的。但可惜雒玉鳌不具有普遍性。基金的筹资者，曾想进一步推广龙水头信用模式。1996年，他将筹集到的5500元交给这里湍水头镇班家洼村的一个村民，希望在班家洼再创立一个基金会。但结果是，该基金成为那个村民去太原打工的资本，到第二年才被追回来。

　　出资者庆幸找对了雒玉鳌。他的结论是：个体的信用保证不能替代全民的信用保证。中国社会的信用建设还须假以时日。

　　基金的信用度首先与雒玉鳌有关。11年来，雒玉鳌本人从没有从被贷款人那里吃到任何好处，连香烟也没抽一包。他自己，则只是在去年妻子生病后才贷了1000元钱。

　　虽说是非营利性质，但这不等于基金可以免费使用，讲好要还的，就一定要还，而且要付利息。有了信用上的压力，就会使欠债者琢磨着干点事儿。人必须在得到别人的信任时清楚自己的责任——这是基金教会这里的人的一个道理。

　　雒玉鳌最怕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不守信用的人，另一种是不讲道义的小官僚。

　　当年，基金支持村里初中毕业生薛凤兰去河南学电脑，还为其争取到了免费到河南信阳师范就读3年的机会。说好毕业后回村教书，结果薛回到县里后坚决不愿回龙水头。1998年，北京的筹资人收集3台旧电脑给湍水头镇，但当时的湍水头镇镇长贺某独占了一台打游戏，而且是最好的那台486。

　　雒玉鳌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唢呐王，每当遇到生活中的不愉快时，他常常一个人来到村后的山梁上吹唢呐。在清脆悠扬的唢呐声中，他看着过去清一色的土窑变成了砖窑，大部分人家里有了摩托，孩子们读书的多起来，家家户户有了电视，通了自来水，最重要的是，人人能信用相处，以礼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