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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个形式问题吗？
例会的频率真的要为上述情况负责吗？例会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吗？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衰退结束并经过近3年的复苏后，美联储于1994年2月开始紧缩货币政策。在到1995年2月的一年时间里，美联储连续7次提高利率，将短期利率从3％提高至6％。
虽然这对防止美国经济出现过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对市场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使资本市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动荡。为此，美联储不得不又从1995年中开始降息，并在半年时间里3次降低利率来稳定投资和消费。1994年4月，格林斯潘曾感慨地说，提高利率所产生的震荡“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计”。
而目前，格林斯潘已经懂得吸取这一教训。他一面在电视讲话中明确的表示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另一方面进一步重申：如果央行据以判断利率可以逐步调升的通胀预测有误，美联储也将“采取必要措施”。
毕竟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一年八次的例会安排提供了试错的空间，赋予了美联储更大的灵活性，为在必要时以超出预期的幅度改变利率铺平了道路。
而中国的央行可能就不能这样“轻率”的对市场作出“承诺”，因为央行每做出一次调整利率的决定可能需要更长更加“谨慎”的决策时间。可以想见，如果说美联储利率调整的曲线是一条平滑的曲线的话，那么难得调整一次的中国市场利率变动曲线可能有明显的起伏。
那么，中国的利率变动最终是平抑了经济波动，还是加剧了经济波动呢？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谭雅玲女士说：由于“市场的心理因素和消息的公开程度”的影响，国际金融的传统理念正处于一个“颠覆”时期。货币政策的决策者如果事先将某种政策调整信息(而非政策本身)透露给市场，市场会按照这一“虚拟”政策对预期进行调整，最终使得政策决策者不再出台政策，就可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格林斯潘对此则颇为精通，他一直在采取主动调整的策略，不会被市场所左右。”
实际上，格林斯潘在连任美联储主席而举行的听证会上的发言上也承认，面临重重挑战时制定货币政策是一项困难的工作，我们并不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但是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制度安排给决策者提供了很大的融通空间。那么，既然小小的例会频率的制度安排具有如此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什么中国央行行长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呢？
在一次内部论坛上，周小川曾透露中国的货币政策形成的大致机制：解读数据是周小川每天的主要工作，但是他不可能亲自解读所有的数据，因此由各部门专人将解读好的数据送到周处，然后再进一步分析经济是冷了还是热了。周小川曾经半开玩笑的说，中央银行十分需要能够准确解读数据的人才。
而格林斯潘却可以骄傲地说，在设计策略时，我们汲取了美联储内外分析师的工作成果。这些分析师在过去半个世纪内，投入了大量精力，希望改善我们对经济及货币交易机制的理解。这些努力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确定了重要关系，为我们的经济动力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近似值。
但是中国数据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数据质量的问题、人才的问题都制约了央行迅速、准确做出决策的可能性。当然，改革的复杂性和央行的独立性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缺乏这些基础，就算有高频率的例会制度，恐怕真的也只是一种形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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