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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正的过程无法带来有效率的结果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经济体制必然是低效率的，一方面，因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或更严格讲是企业的真正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缺失，造成经营者不能以
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效率就不会高；另一方面，政府是市场秩序的制订和维护者，同时又是国有企业的“家长”，间接成为市场主体，这就使政府难以恪守中立的立场，必然以行政权力干预经济，使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所有制的改革，将产权落实到私人，这样保证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同时政府与企业间没有了利益关联，也就失去了继续干预微观经济运行的动力，从而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而拖延国企改革，结果只会使国有资产缩水越来越多，就像夏天里逐渐融化的“冰棍”。加速改制过程，尽管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和不公正的问题，部分国有企业经营者和私人企业家占了便宜，但能尽快形成有效率的经济体制，结果对社会整体是有利的，这是个创造财富的过程。
这个说法看上去不错，但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探讨。
其一，是不是不管过程公正与否，只要产权落实到私人，就能使体制有效率。
如前所述，目前政府对经济干预是广泛的，这造成了要素价格严重的扭曲，大量的垄断租金形成了对企业的利益转移，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包括私人企业)从中获利。实际上若干企业的成功并非由于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水平如何高，而是得到了政府干预造成的垄断租金。或者说经营者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寻租能力，企业的主要盈利模式就是努力寻求租金。
当改制过程完成，企业已不再属国有，但是企业的盈利模式不可能在产权改变的同时一起改变。虽然企业与政府的利益关系被削弱了，但企业并不因此会与政府权力一刀两断。可能的结果是，企业的经营者(或其他潜在的购买者)赞成改制，但在改制完成获得了企业的所有权后，却不愿意改变以往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的制度安排，不愿意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一部分官员和资本家结成权贵同盟，他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参与市场竞争。这些人靠旧体制发财，靠旧体制得到企业所有权，怎能轻易放弃旧体制。这就是进一步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难以推进的原因，也就是所谓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因此，尽管可以不顾过程是否公正完成国有企业改制，使企业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但这并不能带来充分竞争的市场制度，“看得见的脚”仍会四处乱伸，最关键的资源配置仍无法市场化，整个体制仍将是低效率的。而这种不公正的产权明晰过程带来的利益格局，恰恰是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
其二 不公正的过程能否有效界定产权。
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基本上都没有经过直接的或代议的公共选择程序，因此国有企业买卖是一种卖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在这种所有者与看守者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缺失情况下的交易，对国有企业最终所有者-全体国民的利益是难以保护的。这个过程难言公正。特别是在MBO中，大量的情况是经营者自己定价或参与定价，是一种内部人交易，不公正问题就更严重。
目前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制已完成90%，大型国有企业改制也正在进行，改制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不满。这就是郎咸平教授一呼百应的原因。体制改革是一个过程，法律规章制度也有一个形成与完善的过程，引起争议和不满的种种问题一部分是违法违规的，但也有一部分并不与现行法律法规直接冲突。中国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进入现代法制社会的历史非常短，法律条文空缺与疏漏在所难免。“法无禁止即可行”，应该认同这一原则。但对于政府来说，则更适用另一个原则，这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看守者未经所有者委托、不受所有者监督而自行定价进行交易，很难被人们认为是真正合法的代理人交易。
更广泛地看，法律并不仅仅就是成文法，也包括自然法；不仅仅是条文，也包括公正与社会认同。我们知道正式制度源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自然法、道义、意识形态等等)是正式制度(成文法、产权)的基础，为其提供合法性和支持系统。正式制度如果与非正式制度冲突，其实行的成本高、效率低，甚至形同虚设。如果产权的界定过程被广泛置疑和反对，产权的效率必然低下或无效，甚至维护这种产权的权威也有崩溃的可能。一些东南亚国家曾经是权贵势力猖獗，利益极度向社会上层倾斜，并实行专制统治，但社会民众并不认同。结果贫富差距扩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印尼总统苏哈托倒台就是例子。
综上所述，以不公正的过程完成国有企业改制，不能带来高效率的经济体制；以不公正的过程界定产权，效率必然低下。必须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置于公正的规则之下，没有公正，难言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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