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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富的来源和企业家的贡献
按照经济学一般原理，企业财富来源于生产要素的贡献，生产要素又分为资本、土地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成为要素收益的获得者，土地所有者获得租金，劳动者获得工资
，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润。这其中资本所有者获得了全部剩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剥削活劳动。
现代经济的发展促使经济学理论发展，人们认识到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创新的巨大作用。企业家作为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一种特殊的劳动者，被从一般的劳动者中分离出来。企业家获得的报酬远远高于企业一般雇员，甚至可以获得一部分红利，占有一部分剩余。也就是不仅死劳动可以获得剩余，活劳动也可以分享一部分剩余。
在发达市场经济社会里，要素的价格和剩余的分配是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由市场机制解决的。发达国家近代经济制度是平滑演进的，利益分配会引起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矛盾，但不会导致严重的冲突。而其在我国近代社会发展是断裂和跳跃的，产权制度的建构带有强烈的人为设计特征，其中实体公正和程序透明的缺失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不可小视。
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国有企业改革，在明晰产权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效益的影响，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对企业家贡献的评价。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价格基本上反映了要素的稀缺性，利润也就基本上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这使利润分配可以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之上。在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健全，政府干预和管制使价格体系扭曲，土地、资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和部分核心原材料的价格被人为压低了。结果是各种垄断租金导致的利益转移广泛存在，政策环境对企业盈亏的影响极大，会计意义上的利润不能真正体现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在此基础上评估企业家的贡献，是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的。
现以“铁本事件”披露的情况说明。
1、征用土地6500亩。江苏省土地平均价格约为42万元/亩(江苏统计局网站)，假定常州平均地价为30万元/亩。常州高新区规定的基准价是10万元/亩，对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可优惠10—50%。铁本被违规认定为高新企业，进入了常州高新区。假定该项目按高新区基准地价获得土地，每亩可节省20万元，共节省了13亿元。而实际项目占地中60%为耕地，给农民的补偿费仅为1.5万元/亩，这笔钱铁本尚未完全支付。铁本公司实际支付的土地成本可能比以上估算的还要低很多。
2、环境保护。按规定2亿元人民币以上的钢铁项目应由国家环保总局审批。环境保护成本一般占钢铁项目总投资的15%-20%，铁本项目概算106亿，环保成本应不少于16亿元。铁本没有经过环保审批，假定只完成一半的环保要求，这一项可节省8亿元。
3、信贷资金。铁本注册资本金3亿元，运作总投资106亿元的项目，已获得6家银行贷款授信总额43.4亿。铁本取得如此之多的贷款授信，其自有资金比例远远低于国家有关钢铁行业贷款比例规定。假定授信贷款43.4亿元滚动使用可以完成项目建设，铁本注册资本金全部到位，按国家有关贷款规定(宏观调控前自有资金比例为不少于25%)可贷款9亿元，违规超额贷款34.4亿元。超额贷款部分按照民间借贷利率12%-15%计算，利率节省5%，如果建设期24个月，则可节省3.44亿元。
仅从以上3项看，在建设期铁本就可节省24.44亿元。
目前大量基础设施和服务项目以及原材料的价格被管制，没有反映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基础原材料和煤、电、油、运环节紧张，获得配置者实际上是得到了垄断租金，社会利益被转移给使用者。铁本这样一个大项目，大量使用和消耗这些价格低估的基础实施、服务和原材料，得到的利益转移决不是个小数字。还有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普遍实行税收优惠和豁免企业的社会保障责任，这也是一大块利益转移。
可见铁本如果没有被查处，只要项目建成，在建设期24.44亿元的利益就基本实现。一旦开始营业，又可获得低价的基础原材料、基础设施和服务，还有税收补贴和社保责任豁免，方方面面的好处惊人。我们毫不怀疑这样的项目可以赚钱。如果铁本没有违法违规，它将是一个成功的企业，老板戴国芳也将是一个成功的私人企业家。从微观上看，如果戴国芳在为企业取得这些租金上做了贡献，他是应该得到相应报酬的。但从社会角度看，这些财富和利润有相当部分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的垄断租金转移给铁本的，并不是企业创造的财富，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实际上政府干预在形成租金的同时还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社会福利总量减少)，当然不应该获得报酬。
我国体制转轨一直未能最终完成，加上政府有意识地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各种政策和干预造成的利益转移数量惊人，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胡和立先生曾计算1988年我国各种租金的数量：包括商品价格差，贷款利息差，外汇汇率差和其他租金，总额高达4000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40%(《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5期)。
国有企业是政府干预和垄断的主要受益者。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和利益主体多元化，外资和私企也开始受益(如铁本和戴国芳)。我们认为各种租金造成的利益转移在整个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必须将这种利益转移与企业自身创造的价值区分开来，将企业家为企业寻租作的贡献与为社会创造财富作的贡献区分开来，正确地评价企业家的贡献，做到公正与服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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