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跨国经营面临五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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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火让西班牙小城埃尔切一夜之间在13亿中国人中名声大振。由于在市场竞争中失利，在懒惰、嫉妒、短视、也许还有内心深处种族歧视的驱动下，这个城市里的一群不肖之徒终于将原本正常的商业竞争推向了刑事犯罪。

　　浙江商人陈九松的卡车、店面、仓库和鞋子被付之一炬，经济损失约800万元。随后，埃尔切和马德里还发生了针对中国商品的示威活动。当地中国鞋城的50多位中国鞋商、鞋城 仓库内价值十几亿元的温州鞋，至今仍在严重威胁之下。

　　虽然，在各方努力下，埃尔切事件的风波终将平息，留给人们应对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的思索却是长久的。

　　无论是从事进出口贸易还是海外投资，与国内经营相比，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注定要遇到更多的风险，除了地震、台风、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外，其余风险大体可以划分为商业性风险和政治性风险(又称“非商业性风险”)两类。其中后者是指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有关的、人为的、投资者无法控制的风险。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政治性风险有着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种类。其中主要分为：

　　⑴征收风险

　　这是指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实行征用、没收或国有化的风险。

　　上个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发展中国家曾掀起国有化高潮，当时征收风险较为突出。80年代以来，征收风险已经大大降低。目前各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吸引国际投资，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基本上已经忽略不计。

　　较为现实的征收风险将是“蚕食式征用”(又称“间接征用”)风险，即东道国中央、地方政府不公开宣布直接征用企业的有形财产，而是以种种措施阻碍外国投资者有效控制、使用和处置本企业的财产，使得外国投资者作为股东的权利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等，构成事实上的征用行为。

　　值得重视的是，在一些法制不健全、官僚体系腐败的国家，外国投资者同样难以完全幸免。一旦与腐败动机结合，“蚕食式征用”风险就更加难以避免。不少这样的国家对于中国保证资源供给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企业开拓这些国家的市场时，必须要承受上述风险。

　　⑵汇兑限制险(转移风险)

　　汇兑限制险也称转移风险，是东道国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商、外国投资者将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入转移到东道国境外。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古典金本位走向崩溃时起，外汇管制逐步流行于众多国家，甚至许多发达国家也直到很晚才开放资本项目。例如美国是1974年，比利时是1990年，西班牙是1993年。

　　因此，从“一战”至上世纪80年代，转移风险比较突出。80年代以来，在世界性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下，大多数国家逐步开放了外汇管制，转移风险相应日益降低。

　　⑶战争和内乱风险

　　这类风险指东道国发生革命、战争和内乱，致使外商及其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直至无法继续经营。它主要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如中东的伊拉克等几个国家，南美洲的委内瑞拉，非洲的刚果等国，欧洲的前南斯拉夫国家、塞浦路斯，以及独联体的高加索地区等。

　　目前，传统的战争和内乱风险正趋向降低，但国际化商业竞争中的失利者，例如东道国厂商、工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采取过激行为的风险却趋向上升，埃尔切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扩大后的欧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但近年来欧洲各地反对外来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单一货币的极右政党日益猖獗，德国的共和党、意大利的社会运动和民族联盟等政党都继承了法西斯的衣钵，德国人民联盟、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比利时的弗拉芒集团等极右政党还取得了执政机会。

　　鉴于极右政党的惯用伎俩是将失业和经济萧条归咎于国外竞争，预计欧洲华商面临的这类风险可能上升。

　　⑷延迟支付风险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目前尚未开办延迟支付风险，事实上这类风险不可低估。它是由于东道国政府停止支付或延期支付，致使外商无法按时、足额收回到期债权本息和投资利润带来的风险。

　　据标准普尔公司统计，1975至2002年，共有75个主权债务发行人曾经违反外币债务契约，占全部202个主权发行人的41.6%。

　　目前主要是一些重债发展中国家存在这一风险。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是国际广泛接受的清偿手段，其政府在理论上可以开动印钞机无限偿还债务，所以外商在与主要发达国家中央政府的交易中通常不存在延迟支付风险。

　　但外商与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交易时则未必能高枕无忧，因为地方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完全有可能陷入财政破产，这方面的实例并不少见，其中不乏以富庶闻名的地方政府。

　　比如位于素有“黄金州”之称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橙县，1994年12月因债券投资亏损惨重而申请破产。慕尼黑，囊括了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30大上市公司中8家公司总部，2002年7月，由于企业拖欠税款而宣布破产。

　　⑸违约风险

　　跨国经营的最后一种政治性风险是违约风险，即东道国政府违约，投资者无法或无法及时求助于司法或仲裁机关，或虽有裁决，但无法申请执行。这类风险通常出现在一些法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转轨国家。

　　必须应对风险

　　随着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规模的增长，中国企业和公民个人在海外遭遇政治性风险乃至丧生屡有发生，笔者本人就有熟人在乌克兰经商时被当地黑帮绑架勒索后杀害。

　　尽管海外华商在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转轨国家遇到的某些恶性案件可能更容易引起社会关注，但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从天津女商人赵燕在美国惨遭美国官员毒打，到香港商人何志辉在德国受到警方虐待，直到这次温州鞋商在西班牙遭受攻击，海外华人在这些文明、民主、法治的发达国家的遭遇都强烈地显示一个信号：中国需要重视应对跨国经营的政治性风险。

　　应对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还关系到国民对政府的政治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有海水处即有华人”，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海外侨民群体，目前海外华侨、华裔已经多达6000万至8000万人左右。

　　随着中国日益成长为名列前茅的全球贸易大国，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同胞和企业跨出国门。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帮助他们防范政治性风险，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将遭到严峻的质疑。毕竟，乾隆皇帝视爪哇华人为“天朝弃民”而听任荷兰殖民者屠杀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中国应对体系的作用和缺陷

　　应对政治性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母国政府的援助，也需要企业积极的自救策略。

　　目前，除了参与国际调解与仲裁之外，中国政府已建立了包括3个组成部分的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应对体系：政府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多边投资保护机制、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证。

　　在政府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方面，中国已与106个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其中半数以上已生效。

　　在多边投资保护机制方面，中国先后加入和签署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如此，中国企业可以在事后通过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解决与东道国政府的争端，也可以在事先向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投保。

　　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证方面，承办这两项业务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003年实现保险金额57.1亿美元，同比增长107.6%；承保额占中国一般贸易出口额的比重达到3.14%。

　　尽管中国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应对体系对保护中国企业和国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缺陷。

　　例如，争端解决与赔付程序旷日持久，企业难以承受；区域投资保护机制缺位；政策性海外投资保险业务品种未能充分体现当前政治性风险的特点与发展趋势等。

　　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企业应对政治性风险的自救策略薄弱。中国海外华商缺乏强有力的商会组织维护华商权益，消除政治性风险。

　　在埃尔切事件中，如果当地华商建立了自己的商会组织，完全有可能在出现煽动性标语时就采取有力措施，敦促当地政府保护华商人身和财产安全，从而减少损失，甚至可能通过防范性行动消除恶性事件。

　　而且，外商与东道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摩擦往往来自相互缺乏了解，积极参与当地社会生活就是增进了解、消除这类摩擦的最好办法。

　　其实，降低、消除政治性风险最好的办法是，在东道国国内寻找反对保护主义的强大同盟军，包括东道国进口商及其团体、东道国配套及相关服务企业、东道国当地雇员、信奉自由贸易的学术界和舆论界机构与人士，以及有关政界人士。海外华商普遍对政治持冷漠态度，这对发动、组织东道国的反贸易保护主义同盟军极为不利。

　　梅新育

　　《江南时报》 (2004年10月13日 第二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