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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形成的汇率机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改革压力，不是由于美国人的施压，而是源于中国发展的需要
□记者 宁南
一个美国民间组织打乱了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步伐。短短一周之内，人民币升值压力
再显3个月前的高热度。
9月10日，由美国制造业主、服务供应商和美国劳联-产联(AFL-CIO)组织的中国货币联盟向布什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调查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是否违反美国贸易法，是否伤害了美国的工商业者。
但仅仅几个小时后，布什政府就拒绝了这个劳资组织提交的200多页的申请，同今年3月份一样，不认为有必要动用301条款调查中国汇率问题。此举当即惹恼了劳联-产联和许多美国保守组织，加上“随机应变”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的推波助澜，使原本对中国汇率问题注意力越来越低的国际舆论突然“发飙”，人民币重新被“烤”在火炉上。次日，美国财政部长斯诺也不得不转了180度，委婉指出中国需要采用更灵活的汇率。但随后一周内，中国央行副行长苏宁、央行行长周小川和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相继发出措辞强烈的反应，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不动摇。
事实上，这样一个“吵架”局面远非中国金融高层期望的结果。今年5月份以来，中国政府在汇率问题逐步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人民币贸然升值不利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减。随后从金融高层透露出的消息也显示，中国政府开始暗中着手对汇率问题进行改革。
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天津调研期间指出，尽管货币供应量M1、M2和新增贷款增长速度已经回落到比较合理的水平，但外汇占款继续高速增长，基础货币投放仍然较多，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间接对当前的汇率机制对货币政策的反冲作用表示了不安。
在8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在一个非正式场合发表演讲，也提醒中国外债增长加快，短期外债比例已超出25％的国际警戒线，有必要加强关注。截至去年底，我国外债余额1936.3亿美元，比2002年末增加222.8亿美元，增长13%。其中短期外债余额770.4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39.8%，比2002年末增加212.5亿美元，增长38.1%。
不过，有意思的是5个月前的3月9日，针对同一数据，郭树清对我国外债安全曾乐观地表示：“中国有足够的清偿能力来保证外债的支付，外债风险总体上是可控的。”当时他的解释是，国际上一般采用外汇储备与外债余额的比率，以及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余额的比率，来衡量一国的外债风险。认为“中国这两个指标都在安全线以内”。
郭树清的这一态度变化，或者说明短短5个月内中国外债安全系数可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者意味着强调短期外债的风险还有着其他深刻的政策背景。
为此，在8月下旬一位政府金融官员给《商务周刊》的解释是：“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大减小的环境下，我国汇率制度出现了比较好的改革机会，有可能加快改革进程。之所以强调短期外债的压力，实际所指是现行固定汇率制度对国内宏观经济目标形成了相当程度的‘掣肘’。”这在相当程度上表明金融监管层对推进汇率改革的迫切。
自1994年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汇率机制形成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单一”指人民币实际上只盯住美元；“有管理的浮动”，指货币当局并不承诺明确的汇率目标，而且可以酌情进入外汇市场买卖外汇，其频率和幅度也无需预先界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与中央银行所关注的美元之间的汇率仅有微小变动。加上严格的资本管制和外汇市场管制，货币当局可以对外汇供求和汇率水平有决定性影响，保证汇率水平根据整体宏观经济需要保持稳定或者是灵活调整。这种“单一盯住制”的积极作用是帮助稳定了市场预期，进而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资本引进以及经济增长。
但这种汇率制度弊端也是明显的。2001年以来，国际上出现了“中国在输出通货紧缩”和“人民币升值”的论调，在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开始出现升值压力。尤其是美国“9.11”后，中美两国利差出现反转，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低于中国利率，对于投机者来说，出现了利差与汇差的双重套利机会。这种势头一直延续到今年上半年。
而且，由于是固定汇率制，当国际收支出现大量顺差时，货币当局就要增加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来对冲大量的外汇，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却会造成物价上涨。比如仅2003年，我国外汇储备就增加了1600亿美元，为了对冲，央行外汇占款相应应该增加1.32万亿元，央行不惜斥巨资干预市场，用人民币从商业银行大量买入美元，然后再向商业银行发行短期票据，从流通领域回笼资金。频繁时期，央行差不多每周都要进行两次这样的操作。由此，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甚至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就会面临内外均衡的冲突。
国内外相当多的机构基于各种目的，都对中国的汇率改革进展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应尽快放开人民币汇率，实现自由浮动。但包括中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把汇率改革的问题限制于仅仅是人民币的自由浮动，那么这场改革可能就是“死胡同”。郭树清强调，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肯定是市场导向的，但也决非简单地“扩大人民币浮动范围”。他特别指出：“汇率制度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能简单地视为人民币的币值重估。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但稳定不表示没有浮动，我们希望一定的浮动，但要控制易变性，控制危机。”
某金融官员在采访中向本刊记者解释了这一观点的含义，“无论是浮动汇率还是固定汇率，并没有一种绝对保险的机制。由于中国正在全面参与国际竞争，浮动汇率制应该是一个方向，而固守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矛盾。”
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9月12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高峰会上明确表示，“中国目前的问题是由较窄的浮动汇率区间向宽泛的浮动汇率区间过渡。”虽然他不知道此举要耗费多长时间，但中国汇率制度肯定会朝着更灵活的方向前进。
一个明显的信号是9月3日有消息透露，中国将发行规模更大债券。市场人士估计，发行规模可能介于20亿至25亿美元之间，其中美元计价债券10亿美元，剩余为欧元计价债券。发行欧元计价的债券似乎暗示中国将加快采用一揽子货币来确定汇率。也就是说，汇率可能不再只盯住美元。
有理由相信，此次国际上掀起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可能与以前一样——“雷声大雨点小”，而且在中国政府与外界也不会出现去年那样“剑拔弩张”的局面。但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肯定会加快，因为现实已经非常清楚，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健康迫切需要一个更灵活的汇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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