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人vs温州人 谁比谁更厉害 更有发展后劲(2)

　　 第1页:宁波人vs温州人 谁比谁更厉害 更有发展后劲 第2页:宁波人vs温州人 谁比谁更厉害 更有发展后劲(2) 第3页:宁波人vs温州人 谁比谁更厉害 更有发展后劲(3) 第4页:宁波人vs温州人 谁比谁更厉害 更有发展后劲(4)

　　向城市集聚与向农村渗透——

　　城市情结与“骆驼精神”的区别

　　宁波人很自豪。因为宁波人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占据了大上海的码头，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商帮。此后，宁波帮大多往香港和台湾发展，或者是移资海外；等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生代的宁波帮也大抵是国内的佼佼者，通过留学等途径去往发达国家。宁波帮的走向正好应了“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原理。总之，宁波人都有一种城市情结(而且还是港口城市为主)。

　　而温州人则更多地体现了游牧民族的性格。温州人爱家但不恋家，热爱城市但不贪恋城市。160万温州商人遍布全国，创办3万多家企业，40万温州商闯荡海外。大西北开发，温州人率先响应。不但有德力西这种大集团在新疆介入客运与葡萄种植业，近日还有多位在新疆的温州人投入2亿元兴建五星级的新疆温州大厦。温州人不怕山高水远，不畏戈壁沙漠，就像耐渴的骆驼，总是穿行在环境恶劣的地方，而当他们经过的地方总会留下财富的种子。温州人身上有一种精神，一种坚忍不拔的拓荒牛精神或者叫“骆驼精神”。

　　比较宁波人与温州人的城市情结与“骆驼精神”，不难看出：宁波人得益于历史，得益于地利，使得他们一开始就能站在一个制高点上，从航运、金融、制造等产业介入，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这使得他们更方便进入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但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宁波人的城市情结将使他们裹足不前；而温州人的“骆驼精神”，正是他们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像“地下游击队”似地向中国许多被人遗忘的地方渗透的原因。

　　“孤军深入”与“全民炒房”——

　　个人英雄与抱团打天下的特征

　　温州人的炒房团前段时间几乎到处遭狙击，然而这并不能拆散温州人抱团的行为。温州人不但是老百姓一起炒房，产业的外迁也往往是“集体行动”。奥康去重庆壁山建立西部鞋都，众多配套企业跟着走；打火机，整个产业链往慈溪市迁移；合成革产业则整体迁往丽水；应对宏观调控，9家民企一联合就搞出个中国第一民间财团来。温州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有钱大家赚”。追究起来，温州经济的原动力，很大程度上是民间借贷立了汗马功劳，而这，也是与温州人的抱团精神分不开的。

　　宁波人也说很团结，遍布各地的宁波同乡会组织就是一个象征。但是，有人说宁波人往往是在成功之后才会发起或加入同乡会等组织。宁波的企业，尤其是现在的本土企业，还是单打独斗的多。比如雅戈尔到上海，只是自己一家“孤军深入”，据说同是做服装的杉杉也到了上海，两家的联系是少之又少。

　　推究起来，宁波是诞生世界级工商巨子的地方。世界船王董浩云(香港特首董建华之父)、包玉刚，拥有“东方好莱坞”的邵逸夫、“台湾半导体教父“张忠谋、毛纺大王曹光彪、幸福企业集团董事长的王宽诚等等，这些成功“宁波帮”老板的成功几乎从来不依靠“群众运动”，而是靠超前的预见能力，靠的是企业家的远见卓识。

　　而温州的大企业是靠许许多多的小企业“烘托”出来的。正泰集团新闻发言人曾经对笔者说，上海市给出很优惠的政策，希望正泰集团“迁都”上海。正泰对此说“不”，原因是正泰离不开上百家为他配套的小企业。

　　温州人的抱团精神还体现在他们的行业协会和商会组织上。有一个例子说明温州的商会和行业协会有着很高的威望。庄吉集团的创始人陈敏原本是企业的董事长，为了全心全意当好温州市工商联副会长、温州市服装商会会长的职务，陈敏将董事长一职移交给他的合伙人郑元吉，而他自己在公司里只担任监事一职。待到几起反倾销事件浮出水面，温州商会的作用就更加彰显了(温州打火机打赢反倾销官司就是在温州商会组织下获得的胜利)。

　　当然，如果温州人过于沉醉于自己的乡音乡情圈子，其抱团行为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浙商》杂志系列报道：

　　宁波帮的“尴尬”：谁人超越历史？

　　宁波人太精明但并不聪明 鞭打快牛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