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权之变(下篇)：求解财政困局(4)

　　 第1页:《财经》封面文章：乡权之变 第2页:乡权之变(上篇)：税改风暴来临 第3页:乡权之变(上篇)：税改风暴来临(2) 第4页:乡权之变(上篇)：税改风暴来临(3) 第5页:乡权之变(上篇)：税改风暴来临(4) 第6页:乡权之变(中篇)：乡镇机构重组 第7页:乡权之变(中篇)：乡镇机构重组(2) 第8页:乡权之变(中篇)：乡镇机构重组(3) 第9页:乡权之变(中篇)：乡镇机构重组(4) 第10页:乡权之变(中篇)：乡镇机构重组(5) 第11页:乡权之变(中篇)：乡镇机构重组(6) 第12页:乡权之变(下篇)：求解财政困局 第13页:乡权之变(下篇)：求解财政困局(2) 第14页:乡权之变(下篇)：求解财政困局(3) 第15页:乡权之变(下篇)：求解财政困局(4) 第16页:乡权之变(下篇)：求解财政困局(5) 第17页:乡权之变(结语)：乡镇往何处去 第18页:评论：推开配套改革要有周密政策设计 第19页:评论：推开配套改革要有周密政策设计(2) 第20页:资料一：农村税费改革大事记 第21页:资料二：为何取消农业税

　　记者对三个试点县的调查还发现，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各地容易化解的债务都已化解，剩下的多属“硬骨头”，乡镇领导谈及这个问题，都很头疼，束手无策。

　　比如乡村垫支农业税问题，看起来简单，事实上非常复杂。据了解，2002年税费改革之前，规定乡村干部必须按时上交农业税，否则扣发工资。由于农业税很难收，有些村干部为完成任务，只好高息借款，抵顶农业税。有的是干部直接垫支，收付高息，有的是干部介绍农信社等给农民高息贷款。

　　因农业税长期收不上来，本金和利息都积累很多，农村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些靠高息放贷的利益集团，其中不乏乡村干部，这更加了化解乡村债务的难度。据知情者透露，当年提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就是因为在清理乡村债务时触犯了农村高利贷利益集团，“影响当地稳定”，被迫辞职。

　　黑龙江的90.8亿元村级债务中，还有高达46.2亿元的个人借款，占51%。免征农业税后，村级组织失去偿还能力，这对农村稳定形成严重威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朱钢就此认为：“乡镇债务中不少银行借款已被列为呆坏账核销，并不值得特别担心。令人担心的反而是村级债务，这些债务大多是村级借个人的，如果失去偿债渠道，激发社会矛盾的可能更大。”

　　据《财经》了解，在全国范围内，乡村负债是普遍问题。目前中国乡村两级负债高达五六千亿。对此中央是有数的，但一直没下决心解决，原因在于一旦承诺解决，担心会出现虚报债务达至“天文数字”，中央财政承受不起。

　　谁为农村公共事业买单？

　　“长此以往，农村路不像路，卫生不像卫生，税费改革不就等于失败了吗？”

　　记者在采访中屡屡发现，“转移支付”这个经济学专用名词，经常被基层干部挂在嘴边，甚至有农民也会提及这个专业名词。

　　这要归因于农村税费改革。2002年农村启动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普遍降低30%以上，县乡财政随之减收。为了维持县乡机构正常运转，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各级财政的补贴，亦即“转移支付”。2003年中央对地方的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达到305亿元，2004年将达到396亿元，而且减免农业税后更将逐渐增加。

　　尽管如此，各地争取中央转移支付的呼声仍不绝于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建立起公共财政体系，县乡承担了一些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支出。同时，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在上收税源的同时，中央对地方没有建立起透明的、制度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农村公共事业投入严重匮乏，使得农村建设小康的目标遥遥无期。

　　此次黑龙江免征农业税的配套改革，一个目标是重构乡镇财政体制。而在朝向这个目标时，必须同时考虑的问题则是：农村公共事业如何办理？由谁、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为农村公共事业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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