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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水利工程的角色有了重要变化。最显著的一点是，工业社会中的水利工程，不仅有传统农业社会最关注的治理水患的功能，而且通过水力发电，为工业社会提供着丰富的电力资源。水利工程的修建因此构成了农工业互补的一个重要环节。
不过，当农业水利工程的发电功能远远超过治水需要的时候，其修建便成了农业(以及环境资源)向工业输血、扩大城乡差距的重要通道。这样，农业水利工程失去了人定胜天
、协调环境的传统意义，变成工业社会压抑乡村社会和美好环境的肥大肢体。这个时候水利工程的公共性就特别体现为必须平衡考虑工业、农业和环境的不同诉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媒体和公众近日对虎跳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计划相当关注。这一目前处于立项阶段的工程，不仅将使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消失，严重破坏金沙江、澜沧江与怒江“三江并流”的“世界自然遗产”以及当地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且将使近8万移民面临不确定的前程。这些移民中的大部分一直在可能被淹没的平坦肥沃的冲积扇坝子上耕作。
虎跳峡水利枢纽工程并无严重水患的治理需求，当地水资源分布亦算平衡丰厚，它看重的主要是虎跳峡从水面到山顶高达3000多米的落差。尽管这一地带的地质情况比较复杂，但电力开发商仍然奋力强行，要的就是优良的电力建设条件。
从目前媒体对虎跳峡水利枢纽工程筹备的报道可以看出，在农业水利工程的工业功能远远超过农业和环境功能的时候，工程修建并非没有理由。不过其理由并非明言的为了工业发展或者电力商盈利，而是目前流行的“以发展的名义”的工程意识形态，具体到修水坝上就是“要发展，先修坝”。
发展的确是目前政府与民众念兹在兹的所在，而且当下的发展也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那就是经历了市场化和产权改革之后，发展的主体逐渐多元分化。这种分化也会在公共投资中反映出来，不仅公共项目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而且公共项目影响的利益群体也多元化为具体的部门和个人。这样，公共项目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必须具体考虑关系到哪些具体的利益群体，以及哪些利益群体在公共项目的决策中作用更大、声音更响。
因此，公共项目的“发展”修辞也就必须转化为对“谁的发展”的具体追问。在考虑虎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否该建的时候，这个追问就是，究竟是当地“三农”和环境的发展，还是电力开发商(以及它所关联的工业)的发展？电力开发商的发展是否就是当地“三农”的发展？究竟谁在主导这个水利项目的发展？此前，在诸多房地产开发、拆迁和土地流转的案例中，公众已经对此类问题有过深入的追问，并且推动了土地使用权转让立法的进步。由于水利开发更强调公众利益的发展，需要拆迁和重建的人数也要远为庞大，这种追问就更为必要。
这种追问也意味着，政府在公共项目决策上必须顺应时代变化，吸纳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弱势者参与决策。在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亦卷入具体的交易格局之中，如果只凭一己之决断来处理公共利益，则很有可能受一些部门或者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他们的声音往往很响亮)的影响，从而影响决策的公正性。就虎跳峡水利枢纽工程而言，如果中央决策部门不充分吸纳当地“三农”和环境保护的诉求(他们的声音往往微弱许多)，偏重电力开发商的游说，就必然很可能无法对这一工程的利弊有全面科学的把握。
这样看来，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执政能力的决议中“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精神就很有价值。虎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否该建，的确需要科学决策；但是，不民主决策，不全面吸纳当地“三农”、环境和电力开发商的利益诉求，就很难做到科学决策；同时，在还必须考虑，如果依法对拆迁群众作出合理补偿，加上水利开发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损失，与开发的收益相比，是否合算和科学？而且，中国电力究竟是否如目前显示的一样紧缺？如果改善电力改革之后各大公司的管理，理顺电力供应；如果十一五计划尚有时日，各大国有电力公司不必以各种办法寻求更多的政府投资，电力供应的提升空间是否会超过建一两个水电站？在这些问题理清之后，该不该建虎跳峡水利枢纽工程也就不难得出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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