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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琦：普通人的历史
金秋北京，太阳格外地暖和，多次联系后终于在9月25日见到了黄正琦女士，坎坷岁月似乎并未在黄女士身上留下太多痕迹，她乐观、开朗、豁达，这是她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在采访过程当中，黄正琦女士多次表示“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没有什么好写的，我们这代人经历过上山下乡，错过了读大学的机会，好容易等到招工进厂，却没干几年就碰到上岗下岗，真的是坎坷的一代啊”。
与共和国同龄的黄女士，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渐深化，见证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屡经社会和经济的重大变革，而她也是千千万万国企工人的缩影，她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联。
“我1965年进入高中 ，高二的时候就赶上上山下乡 ，回来以后就在地方参加工作，先后做过广播员 、教师、电影放映员，1975年到贵州地矿局113地质队 ，从事工会工作，担任文体干事、女工主任，负责计划生育和会计工作，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做了20多年。”黄正琦女士说，尽管她做过的工作很多，但是始终是内部调动，没有离开地矿系统，因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像地矿局这样能够“吃皇粮”的部门，是很多人眼里的金饭碗，许多人托关系也要进来，一两万人的大厂比比皆是，这也是当时老国企的普遍现象。
说起改制以前的老国企，黄正琦女士还很有一些怀念，她说：“在我们那种单位，就相当一个小社会，厂区面积和县城都差不多大，学校和医院这样的配套设施也都有，所有的员工完全可以一辈子不出厂区，生活上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而且那时我们干劲足啊，就怕工作干不好拖单位后腿。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国家困难时，工人干劲更足，那时的人啊单纯，上下一条心。”
黄女士在工作之余，在党校读了三年的党政管理，充实自己，不仅圆了大学梦，还成为了单位的业务骨干。“我们这代人因为社会原因没有正规走进大学的门槛，可是我们渴望圆这个梦，像我这样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去读夜大，读自考的比比皆是。”黄正琦回忆过去感慨万千。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国有企业旧有体制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民经济建设重点的转移，国家对地矿行业的投资和工作任务相对缩减，于是出现了人员过剩、经济效益不佳、观念陈旧、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这种弊端也同样在黄正琦所在的地矿局体现出来。到了1991年，黄女士所在的单位整体搬迁至贵州的另一个城市—六盘水市，学校和医院等配套设施都撤销了，等于是并入了地方编制，为随后的国有企业改制做好了铺垫。黄正琦这个年龄段的人又正好碰到这个坎，尽管努力但还是面临下岗的危机。
“到了1995年，我们地矿部门开始正式改革，国家只投资基础性、公益性及战略性矿产的地质勘查，商业性勘查由企业、社会投资，许多被剥离的部门和职工被推向社会。工人们也是从这时开始有了危机感。我们不可能再吃大锅饭，只有多出去和社会接触，多去社会上找经济来源。我就曾开过小店。”经历了诸多坎坷的黄正琦对国企这种变化显得有些无奈却又非常冷静，“与其等着被淘汰，还不如从自己做起，努力去适应新体制，风风雨雨几十年，我们和共和国一样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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