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半小时：寻找共和国足迹 开国大典亲历者

图为：开国大典 图片由CCTV《经济半小时》提供

图为：董来扶和他的坦克

图为；开国大典亲历者董来扶

　　今天开始，我们《经济半小时》推出两期国庆特别节目，寻找开国大典亲历者。自从一个月前，我们开始制作这两期节目以来，全国各地有几百位参加过开国大典的老人，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向我们讲述55年前的亲身经历。其实，在这些老人身上，我们就能看到很多共和国留下的足迹。我们的特别节目从他们中间，选择了十几位来自不同行业和地方的老人，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第一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开国大典亲历者，是75岁的冯明。这位当年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几十年来，他在西北很多地方工作过，我们的记者最后是在陕西宝鸡找到了他。

　　冯明

　　冯明告诉记者，“我那时候在东郊民校的西口，就是天安门东侧，我当时激动的眼泪流不完，高兴的呀，跳啊跳啊，所有的人，我们的伙伴们都跳。”

　　七十五岁的冯明老人，二十岁时以工人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前他是一个私人药铺的学徒工。冯明说：“我是小徒弟三年以后才能有给你穿鞋，穿袜子，没有工资，管饭。棉衣还不给。就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在天安门看毛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向世界宣布，我们站起来了，我感觉我工人确实高大得很，我们一下成主人了。”

　　冯明老人祖藉山西寿阳县被农村，只有初中文化程度。1951年他被吸收到中央贸易部人事司。在做了短暂文化培训后，他被派往西北参加大建设。冯明说：“前门外火车站，上了火车，过那个黄河，过了40分钟，那桥都炸坏了，那木头撑起来的桥，火车上去咣咣，40分钟才过了桥。我们是干什么的？就是百废待兴，搞恢复建设的，国家那时候什么基础也没有，连个老百姓的，给共产党交交的粮食，给人民政府交的粮食，交的粮食没地放。”

　　用树桩搭个工蓬就成了房子，用木板拼个平面就成了床。冯明老人说这只箱子是他当年唯一的家当，而这仅有的家当，还是在离开汉中工地时才定做的纪念品。冯明告诉记者，“苦的很，我记得一个工人这么大的馒头，一个 馒头大概有三两，吃八个馒头，还 有吃12个馒头的，他干什么吃那么多呀？那小伙子十八九岁，叫杨黑星，河南人，高高的，粗粗胖胖，一背砖头推背60块，一块砖起码额三四斤吧，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个卷扬机吊呀，那时候全凭搭架子背呀，背砖头，盖房子，他都高兴得很，他都不怕苦，不怕累，我说你少背一点，十八九岁，不要把你累的吐血怎么办？我不怕，我为国家出力，我光荣，都憋着一股劲，心里高兴得很。”

　　曾转战陕西，青海，宁夏等多个工地的冯明，三年困难时期在甘肃张掖煤矿担任基层干部，有一阵子粮食供应不足，三万名矿工面临危机。冯明表示：“吃这个骆驼草那个草籽，还吃那个野韭菜，野韭菜就跟草一样，拿回来以后和那个骆驼籽泡了三天以后，东北运的那个高粱弄成面，合在一起，一个人吃四两，一天，等于吃草四两，我们肠子里都是草啊，都是骆驼吃的草籽，就那样子我们所有的工人干部都那样子干。”

　　现在是富了，起码吃饱肚子了，穿衣服不穿补丁了，晚年的时候来之不易，这都是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 和我们国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流血牺牲换来的，就我在煤矿上来说，我见了死了好多人，我一想起他们里，我心里很难过，我下马以后，我们离开了，但是坟头留在那个地方 了，他们都是工伤事故死去的，他们都是为国家建设死了

　　无论50多年的回忆里包含了多少激情与苦涩，冯明老人向我们讲述的时候，都始终面带着微笑。为了开发大西北，他们的确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我们看到，岁月沧桑在他脸上留下的却是一种幸福和满足。

　　在至今健在的开国大典亲历者中间，石开基的经历，尤其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作为一个乡村电影放映员，他背负着几十公斤的电影设备，在农村放了40多年电影。不过，老人说，他放的最多电影，还是开国大典的那一幕。当时的情景，就像电影一样，55年来一遍遍在他的脑海里回放。

　　石开基

　　石开基告诉记者，“一字一句都听到心里去 ，我原来以为，毛主席发表公告，一定是很深奥的，一些措辞 ，字字句句，都是我们普通的话，很清楚，并且我们湖南人，都能够按照他的声音，模仿得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石开基，以东北军政大学学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当年20岁。今年75岁的石开基，1990年从湖南省桃江县电影放映公司退休。

　　出生于湖南的石开基，1950年参加了全国第一期电影放映员训练班，开始了自己的电影放映员生涯。他放的第一部影片就是国产电影。石开基说：“《桥》，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我们国产的第一部影片，《桥》描写一个工人，支援南下大军的那个主题。”

　　1954年，石开基转业到湖南省桃江县，当上了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石开基告诉记者，“大约全县有800个以上生产队，起码平均一个队，不会少于一场电影，我是全县我都轮流过，我记得我开始那年，我跟两个放映员，一起下乡

　　沿资江河两岸农村，放映电影放下去，穿的单衣服下去，一直走到下第一场雪，我才回来。”

　　由于桃江县地处丘陵地带，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有时要翻过几重山。每天，石开基都要背负着几十公斤重的放映设备，行走在深山里的各个村子之间。石开基说：“解放以前桃江县，一寸公路都没有，那么落后，完全要靠人力运输。”

　　几十年来，石开基就是这样翻山越岭把电影送到了桃江县800多个生产队，让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农民们也看到了电影。石开基表示：“我们农村有这样，一些好笑的事啊，那个老头子看完电影以后，跑到荧幕后面，去找毛主席去了。”

　　最让石开基感到欣慰的还是农民对电影的热爱。他最难忘的是，有一次，他到一个叫老山的生产队放映电影时发生的一件小事。石开基说：“那个支部书记，是个50岁左右的人了，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他就拿着一把开山斧，到山里去了，结果他赶早给我们，砍一副轿杠子，我给你们做副轿杠子，你们一抬起来又很安全，又比较松活一点，他希望我们，经常深入到农村里去，那个轿杠子，我心里就喜欢得很，一想起来，这是农民朋友，送给我们的轿杠子，我有义务把这个艺术，抬到农村里面去。”

　　退休后，石开基这个放了40多年电影的老放映员，仍然非常热爱这份工作。现在，他还经常到自己工作过的电影公司门前走走。石开基表示：“从我年轻的时候，参加电影工作开始，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年轻的快乐的事业，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是愉快的，我直到现在，我总是以为，我是一个基层放映员为荣，我总认为很自豪。”

　　开国大典的场景在石开基老人的脑海里放了一辈子。而在真实记录开国大典的影片中，相信功臣号坦克穿过天安门的画面，很多人都不会忘记。这辆英雄坦克的驾驶员就是董来扶。他告诉记者，其实接受检阅时，他一直在坦克里担心，坦克会不会在天安门前抛锚。

　　董来扶

　　董来扶告诉记者，“说看毛主席，可不容易了，就赶快看一眼，赶快回来开车，谁不想看毛主席，都想看，这个站着的是你么，不是，我在里面你看不见，开坦克的。”

　　董来扶驾驶的功臣号坦克，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辆坦克。也是开国大典机械化部队方阵的军旗指挥车,它率领着100多辆中、重型坦克,接受领导人的检阅。董来扶清楚地记得，其中一辆装甲车还没开到检阅现场就出了故障。董来扶说：“就开着坦克，心里头也突突跳，就怕出故障，因为我们是老式坦克，出故障太多了，就是那辆坦克，开着开着以后，还出了毛病，不过没在天安门出毛病，就在路上出的毛病，那还好办，拖着就回来了，你要在那300米的距离上出毛病，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后边那个装甲车，给他一顶，一块顶着走了，顶着走了，看不出大问题来，顶多说它这个队形，标的不齐。”

　　董来扶，1945年从山东老家逃荒跑到东北，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当时军队里唯一的坦克是一辆破损的日本旧坦克。17岁的董来扶和部队的4个小战士一起修好了这辆坦克。从此董来扶就成了这辆坦克的驾驶员。在解放战争当中，它陪伴董来扶历经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在参加锦州战斗时，还创造了连续激战6天不停的纪录，并拖回了一辆坏在战场上的战友的坦克。董来扶表示：“那时候还很危险的，那时候如果，黑山阻击战打不胜，就你们两个破坦克，你不死吗，所以我们那时候，心里头都蹦蹦的跳着呢，大部队都撤了，就剩你两辆坦克，还在拖那辆坦克。”

　　在没有无线设备互相联系的情况下，两辆坦克就凭着自己的判断追赶大部队。幸运的是董来扶再返回的途中没有再碰到敌人的伏击。董来扶告诉记者，“再碰着不麻烦了嘛，以后我往前靠，听这个部队说，黑山堵住了，把敌人消灭了，我们才不害怕了，打完了仗，我们的车长，给我盛了碗高粱米，白菜点豆腐，刚搁在我的嘴边上，以后我就睡觉了，往后一躺，倒了一脖子。”

　　董来扶说那时候打仗之所以这么危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军事科技水平几乎为零。没有通讯设备，一旦坦克坏在战场上，就会全车覆没。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不少见，如今的军械进步让董来扶这个重新回到部队的老兵赞不绝口。董来扶说：“外观和里面都不一样，这可是天上地下的差别，你像我，当驾驶员的时候，要前进，向右登右肩膀，向左登左肩膀，倒退踢腰，停车都登顶，你看我头发少了，那时候登的有关系，打完了仗下来，脸是黑的，就变了个人了，可以这样说吧，我们几个打完了仗，掉到煤堆里，不呲牙你们谁也找不着。”

　　坦克陪伴董来福走过军人的一生,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中他都立过功。和平时期，他又到学校去学习。董来扶说军事力量要发展，要依赖经济和科学水平的发展。现在部队的科技水平提高了，他们自家的经济生活也变好了。

　　董来扶给自己四个孩子起的名字叫洛英、蓟雄、蓟豪和均杰，连起来叫做英雄豪杰。现在走进他的家里，就像是走进一个坦克世界，满墙贴的都是坦克照片，桌子上摆的是坦克模型，老人平时也最爱聊坦克。董来扶这位战斗英雄，开着坦克参加了开国大典。而有一位律师，参加开国大典的时候，还是一名中学生。稍后，我们再一起来认识这位亲历者。

　　我们采访的开国大典亲历者里面，重庆的王瑞蓉老人是年龄最小的一位。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她只有15岁，还是个初中学生，走在欢呼的游行队伍里。而在十年后，王瑞蓉已经成为了一名律师。

　　王瑞蓉:

　　王瑞蓉告诉记者，“我是新中国的一名律，人们欢呼国庆现场，大家真的高兴，真的，走过只要到天安门前，没有人说什么话，都是脖子伸得长长的，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看天安门，看毛主席。”

　　王瑞蓉，作为北师大女附中初一学生参加了开国大典，年仅15岁。今年70岁的王瑞蓉，1988年当选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1年退休。

　　出生于山西的王瑞蓉1955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成为建国初期的法律工作者。毕业分配到重庆市公安局，后来还担任过重庆市渝中区政法委书记等职务。在法律战线上工作了40多年的她，印象最深的是发生在1979年刑法颁布之后的一起案子。王瑞蓉说：“这个案子是我搞的一个案子，正当防卫案子。”

　　案子发生在1981年，被告是一个男青年，他为了维护他人的利益，在遭受拳打脚踢的情况下，用一把水果刀把原告刺伤致死。王瑞蓉告诉记者，“我觉得被告，是维护正义，为了第三方的权益，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我就提出了正当防卫，这个案子后来，就以正当防卫，宣告被告无罪。”

　　法院依据1979年颁布的刑法，判决被告不负刑事责任。王瑞蓉说，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颁布的刑法，被告将被宣判有罪。王瑞蓉说：“十一届三中全会，那真正是给法律带来了一个春天，提出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从1979年颁布的刑法以后，我国又陆续颁布了《公司法》、《合同法》、《行政许可法》等多部法律，还修正了《婚姻法》、《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王瑞蓉表示：“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法律上就是完善，我有法可依了，我们很多法律，都在不断地修改，就是在不断地完善，我们又出了许多的法，为什么要出现这样多的法，也就是在一个完善过程中。”

　　时间匆匆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人群里，既便是最年幼的儿童，现在也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尽管岁月变迁，会在他们身上留下不同的印记，但无论他们后来走过的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艰苦创业的荒漠，开国大典都注定会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珍重的一段经历。

　　记者： 陈响园 王立平 鄢闻余 李春研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 《经济半小时》 首播时间：21：30

　　重播时间次日：1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