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华阶层新口味 从一级方程大赛看中国人财富

　　原文：爱德华·高迪

　　□赢周刊记者 梁雯昕／译

　　如果依然怀疑中国忽视社会主义平等，在中国第一次举行GP赛(Grand Prix)的时候，当巴里切罗的火红法拉利一级方程赛车在万千车迷的面前呼啸着通过黑白格子旗之时，这 种疑惑便会消失在烟尘滚滚的周日里。

　　一级方程车大赛——每辆几十万美元的赛车在价值3.5亿元美元的赛道上咆哮而过，这都是那些爱刺激的资本家们的所为，即使到场的每位观众也要付上400美元。中国曾经非常推崇并且还极力向国外提倡苦修一样的共产主义，这正好是一个相反的对照。现在，经过20年以上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快速增长，富有的中国人正沉迷于奢侈而绚烂的消费和地位。

　　“我想北京和上海都会很关注这样的事情。”张先生说，他今年40岁，是上海某印刷设备企业的首席财务官，他也有去观看本次一级方程车大赛。“这说明我们有足够的钱去玩这些东西。”

　　一级方程不是体现时代转变的唯一标准。富有的中国人穿着Ferragamo休闲服，戴的是Gucci的太阳眼镜，去时尚的Armani／Three on the Bund旗舰店楼上几层的Jean-Georges餐厅吃晚餐，周六晚上去T8吃一顿两个人的晚餐，喝上一瓶260美元的Amarone红酒，这里是个体现时尚潮流的一角，就离举行中国共产党1921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会址的石库门房屋不远。

　　这些豪华的餐厅的位置还非常难订到，离这里不远，就是新开的汽车专买店，法拉利预计今年可以在这里卖出50辆15万美元甚至更贵的车。宝马曾计算过中国已经成为最顶级系列760Li V12的全球最大客户；卡迪拉克最近也宣布要打进高端市场。考虑到新车主也会需要箱包，路易威登就抓住一级方程赛这一周的机会庆祝自己的店铺扩大到3000平方米，成为在中国11家店中最大的一家。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有许多的方法来致富。”Rose说，她是《座驾》杂志的编辑，也是中国少数的女赛车手之一。

　　一级方程的传统是富人玩高档玩具，而中国的传统是平均分配，但是她没有时间去分辨这两者的外部矛盾。“如果这是个国际赛事，中国是个大国，那么我们也应该有这种活动。”她说。

　　对Rose和许多其他中国人来说，周日的一级方程赛中没有中国车手，没有中国车队，就是唯一的遗憾。但是上海人已经开始为此努力。

　　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星期天，有超过15万人来观看了比赛。实际上，中国这次举办的一级方程赛，是由中国政府指定一家国有控股公司组织的，目的是推动汽车工业和推广上海的国际化形象。

　　“我是个共产党员，所以党给我的任务总是放在第一位。”负责推广本次大赛的上海国际赛车场有限公司副总裁郁知非说。他在访问中还说，为上海组织一级方程大赛是他的正式任务而不是他的个人爱好，他还说道：“我自己是喜欢音乐和文学。”

　　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每年人均收入仅超过1000美元，但是中国不合适举行一级方程比赛的这种看法，郁知非并不赞同。郁知非今年52岁，在采访时他穿着名师设计的裤子和麂皮的套领衫，眺望着这个20世纪初还充满着传奇故事的黄埔江外滩，他形容这一次的中国一级方程赛是“健康与正面”的。

　　“这对国家经济和旅游业都是有好处的，”他还说，在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派到了贫困的农村去向农民学习，现在已经离那些很远了。“唯一的就是它(一级方程赛)太高端了。大家认为它太高端而觉得有距离。”

　　小丁是最近从北京毕业的高中生，向《中国青年报》抱怨说票价太高了，他努力存钱希望来观看星期天的赛事，但是行程的费用显然是超出他的预算。“对于我来说，太贵了我负担不起，”他说，“我准备了5000块钱(大约650美金)但是仍然不够。”

　　但是，当听到星期天欢呼的声音，而同时许多私家车堵塞在新区的赛车场外的时候，那奢侈的汽车比赛已经不是问题的一部分了。

　　“看看你的周围。”一个18岁的化学系学生说道，他的爸爸出钱让他实现了看一级方程赛的梦想，“有那么多的人在这里。中国人喜欢这种东西。它非常昂贵，但是很值得。”

　　郁知非的公司几个月来不断地进行比赛的推广来推动这种观念的形成，对于一个去年汽车销售额达到18亿元的国家来说，这不是件困难的事情，而且预计从现在开始10年内会达到每年56亿元。有了郁知非的鼓励，许多报刊都特别安排了版面来引导车迷。路边有一长串的户外广告。电视台播出有关介绍的节目，还采访车手。

　　当北京计划主办2008年奥运的时候，上海正在筹划着一级方程赛，也反映出许多中国人非常希望中国能被看作是个现代化的国家。在观看比赛的人群中，还有许多外国人，这比赛看来是再次确定中国多年来意识形态极端主义和孤立已经结束。

　　迈克.舒马赫，这个知名的法拉利车手已经赢得今年的冠军地位，他在赛前接受中国记者们采访时说，车迷的热情也反映了对个人自由的包容。舒马赫也许并不想讨论政治，但是他触碰到了一个敏感的话题。尽管经济自由化已经创造了中国高收入的新阶层，政府还是对政治生活保持严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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