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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亚太总裁财富对话会专家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1.中国经济已经处在经济起飞阶段。观察经济起飞阶段的宏观经济，应调整角度。
宏观经济是否过热，从今天看是一个老话题了，如果在3、4个月前这可能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但即使这样的话，实际上也还是需要做一个反思。判断中国的经济形势要从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看，我本人是比较不同意单一地从CPI或者是GDP的增长来做背景判断的，尤其是拿一个季度的某某指标来做判断。判断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必须放在一个较长的过程来判断。改革开放25年来，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的措施，都是在为中国的经济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补充新的能源、能量。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经过经济起飞阶段，而且是一个很长的经济起飞阶段，绝不是很短的。无论是50、60年代，乃至70年代的日本，还是韩国的70年代以后的起飞阶段，都维持了一个较长时期。我们的两个邻居都经过了2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经济起飞阶段，从而完成了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
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迈入现代化前夕的这样一个基础，也就是说它今后可能处在起飞阶段。如果说经济处在一个起飞的阶段，我们拿的是不起飞的标准来看待，肯定会得出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因为我们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人均超过1000美元，从一个单纯的量来看不大，但是放在中国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看，集合效应就出来了。它和新加坡、瑞士那样的小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小国如果是人均1000美元实际上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根本没有起飞的物质基础。中国不一样。如果我们再把其它的因素考虑进来，我们会超过人均GDP1000美元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说的意思是，我们已经完全具备了经济起飞的几乎所有的条件。对外开放从外面吸引一些新的要素，包括资本和新技术，还有我们的基础设施，还有我们这么多年来改革奠定市场化的经济基础。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基础。所以，我认为判断经济形势，要注意客观条件的变化，这样才会避免采取过分严厉的措施。如果经济处在起飞阶段，那么某种程度的通胀或许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曾经经过了3到4年的通货紧缩，已经似乎适应了，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热就觉得不舒服。我觉得如果让我来选择，我可以选择5%的CPI的上涨，也绝不会选择负百分之一的通货紧缩。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实质上已经进入了经济起飞阶段。有些经济现象是经济起飞阶段的某种必然现象。但从基本的政策层面看，应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其负面影响。从这种角度看我们可能更多地出现的是结构性的问题。是经济生活真的全面出现了问题吗？我难以判断。为什么呢？因为你真的要从供应货币量来看，那是不真实的。因为它有着特殊的市场化背景。
2.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在加快，客观上需要大量的货币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所以，单纯用M2增长来判断通货膨胀有偏颇。
各国现代化的过程说明，在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居民金融资产规模的增长率会超过GDP的增长率而增加，居民的金融资产增长率肯定要超过GDP的增长率。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货币供应量增长很快。今天的美国，居民的金融资产是GDP的大概7倍，甚至更大。它的资本市场的资产价值就是其GDP的3到4倍，中国显而易见因为市场经济相对不发达，居民的金融资产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货币供应量以比较快的速度增加是一个必然。
我现在很长时间主要是研究金融与资本市场，也稍微关注一下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学者的文章。发现他们有很多很好的见解。但有一个问题似乎没有观察到，即中国金融结构的变化。不少人用的金融指标还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指标。如果要用那个指标来观测我们今天中国的经济形势，基于这样的判断来制定政策会出问题，会阻碍中国金融的市场化进程。所以，总体上看，是不是过热难以判断。M2的扩大还有一个因素，是我们的外汇储蓄大规模增加，可以说非常快速地增长。2003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一年增加了1400亿美元，这是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非常快。1400亿美元什么概念？就是央行要投放大概12000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新增加的12000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实际上会形成3万亿人民币的信用扩张。现在人们都对人民币的升值有预期，我们的外汇储备是仍然会以很快的速度增加。所以，通货膨胀的压力始终存在。
我赞成说某些领域出现了结构性膨胀的判断。如果是结构性膨胀，我们采取的各种政策更多是结构性的政策，而不是一个全面的调控政策。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反对提高利率的。从目前情况看，我们还不能调利率，利率很难出现结构性效应。无论你是单向提高利率还是把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同时提高，都会进一步加大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会使得外币进入中国市场以后，由于利息的提高而没有利率风险了，会使得外国资本更加空前地进入中国市场，你的外汇压力会越来越大，通货膨胀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本来你提高利率想抑制通货膨胀，但实际上由于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则会带来新的更大的压力。你只能做结构性的调整。比如说哪些行业真的是过热的，规模过大，你可以大规模提高它的资本金比例，比如说以前的按揭贷款是70%，现在可以降到50%。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
3.近1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发生了某些重要的结构性变化。
与10年前、20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最大的特点是市场的力量在不断地增大。如果说今天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过热，我想主要不是由中央政府造成的，地方政府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地方政府特别是那些形象工程领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说结构性出现了扩张，出现的规模膨胀，地方政府要负一定的责任，说得大一点它没有科学的发展观，是膨胀的欲望在作怪。一个县级市20万人，可以建宽100米的马路，这可不得了。所以，地方政府在这一次的所谓的投资规模扩张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插话：《焦点访谈》报道了安徽一个市处理垃圾，引进最先进的美国设备，没有用，又造成了一些新的垃圾场。)
确实是这样。所以，如果说80年代我们的经济过热，可能是中央财政投资太大，与中央政府的投资规模扩张有关系的话，那么，这一次则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造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投资结构、投资主体已经在慢慢地走向微观化、地方化或者是市场化。其中民营经济的比重，或者说非国有经济的资本投入比重也在迅速扩大。如果结构发生变化，调控的方式也要发生变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行政命令只能对你起作用的那一块起作用。其它的地方很难起作用。当然，银监会如果发一个停止贷款的命令，那当然能起作用，但这是错误的。银行停止贷款是一个错误的做法。怎么能停止贷款呢？全社会停止贷款就意味着整个经济运行停止了，没有血液了，再好的企业没有银行的支持都要垮掉。我不认为银监会停止贷款的通知是中央的意思，因为那种做法完全违背了现代经济的基本的运行规律。如果你靠银行停止贷款来控制整个投资规模，这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条件下过于行政化的手段起不了多大作用，也必然会损害不断市场化的经济运行，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
我的意思是宏观调控的方式不能再像80年代也不能像90年代那样，我们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投资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是必然的趋势。
4.从目前结果看，我们的宏观调控措施起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对那些明显过热的行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里也要注意两个后遗症。一个是，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宏观调控对非国有的经济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宏观调控显然对中石油、中石化等这样的国有骨干企业没有多大影响，对宝钢有多大影响？可能也没有多大影响。影响较大的可能更多的是对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的企业。这样我就在反思，如果效果是这样的话，我不认为这与我们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在一些竞争性的行业要扩大非国有资本的比重，提倡这些行业的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即使在一些特殊的几个行业，我们要提倡适度竞争。如果宏观调控客观上会使大量的中小型企业处境越来越困难，这就要反思了，就要注意了。我们进行20多年的改革，不就是要发展一个现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吗？现代市场经济显然是多元主体的市场经济。
另一个是，这一轮的调控可能会加大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有人会以此为借口，赖银行的帐。所以不良资产会迅速增加。现在因为它有借口，我从银行借了一半，现在你不贷可以，但我也还不了，因为这跟我没有关系。贷款投了一半，从而形成了银行新的不良资产。这样一来，不良资产使得责任人就有借口，他会说，如果按照协议我肯定还你，问题是银行现在不贷了，才贷了一半，后面我完成不了，你怎么还要我还钱呢？我还不了。借款人似乎找到了一个不还贷的理由。出现大量的新增不良资产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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